在莫洛托夫同志的提議中，這個新的“情報委員會”似乎可以替代維克托當初所創立的對外情報局以及對內情報局，因爲它將直接領導聯盟的駐外、對內情報機構，所以，政治局對情報工作的領導似乎是更加的直接了，它似乎是可以避免有人從中作梗，對政治局的領導們隱瞞什麼重要的情報信息。
但事實是，不管是對內情報局，還是對外情報局，其處在最高層的核心部門，並不是局長亦或是委員會主席，而是其規模龐大的情報分析部門，他們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從數量龐大的情報信息中，甄別出那些真實的、重要的關鍵性情報，然後再將他們遞交上去。至於情報局的局長以及委員會的主席，他們的工作則是在情報分析部門的基礎上，再對彙總上來的情報信息做最後一次甄別，最後再將那些篩選出來的情報提交到主管國家安全的中央書記處主管書記的手裏。
從事實上說，這些中間環節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了政治局領導層的眼睛，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幕僚們所能夠接觸到的情報信息，的確是情報機構希望他們看到的，畢竟那些提交上去的情報，都是經過情報部門整理和甄別出來的。
而且客觀地講，一條情報信息是否重要，是否需要給與重點關注，其在不同的情報負責人眼裏，就會有不同的結論。因爲在一條情報從乙方傳遞到甲方的時候，甲方並不知道這條情報是真是假，他只能根據已知的情報信息去做出推斷。
就像衛國戰爭爆發之前，情報機構從日本獲得的那份來自佐爾格的情報，按照當時佐爾格提供的情報，德國人將會在六月份發動對聯盟的入侵。同一時間，聯盟也從內務人民委員部駐柏林情報站獲得了可以證明這一信息的情報：德國人正在向邊境地區調撥軍隊。
但當時的結果是什麼樣的？在經過了一番分析之後，聯盟情報機構忽略了這兩條極爲重要的情報信息，並且相信了柏林情報站傳回來的另一條信息，即德國人之所以向邊境地區調撥兵力，是爲了搞一場軍事演習，與其進攻聯盟的計劃無關。
歸根結底，情報工作是由人來運作的一項工作，儘管它所追求的目標是尊重事實，但在情報分析的過程中，卻難免會摻雜進人的因素，因此，同一條情報所反映出來的結果，也會受到人的立場的影響，這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這說明了什麼？很顯然，這就說明了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幕僚們，想要追求那種聯盟情報工作不受某個人，或是某些人影響，從而使得國家安全部門不受某個人，或是某個羣體所控制的狀態，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莫洛托夫同志的提議，所想要實現的目標，也是根本不可能達到的，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這個“情報委員會”設立起來，並尋求擺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控制，那麼，在缺少了委員部情報分析部門所提供的服務之後，那些海量的情報將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這個所謂的“情報委員會”壓垮。換句話說，這個所謂的“情報委員會”不僅不能提高情報機構的工作效率，相反，它還會造成情報的積壓。
所以說，在維克托的心裏，是很清楚莫洛托夫同志的這個建議並不可行的，但在斯大林同志徵詢他的意見時，他卻猶豫了。
維克托猶豫的原因也很簡單，他知道這項建議一旦獲得通過，對誰的打擊是最大的，他還知道，一旦這個“情報委員會”設立起來，並且在將來的運作中出現了問題，那麼他這個親歷建立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優秀情報工作者”，很可能會成爲解決問題的最佳人選，也就是說，這個“情報委員會”或許有機會落到他的手裏。
此時的維克托並不知道，在他前世的那個時空裏，聯盟同樣也組建了這樣一個“情報委員會”，從四七年到五一年，這個部門只運轉了四年時間，前後經歷了兩任主席，分別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維勒瑞安·祖林同志，而在這四年時間裏，聯盟的情報部門幾乎就處在癱瘓的狀態。
“不過什麼？”斯大林同志當然不知道維克托的心裏在打着什麼樣的小算盤，他見維克托把話說了半句，隨後便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禁不住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他一眼，問道。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之外，再成立這樣一個情報機構的話，那麼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機構，顯然也許進行一些重組了，”維克托抿了抿嘴脣，隨即說道，“畢竟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機構職能上，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從事情報工作，不管是對內情報還是對外情報，乃至於反間諜局和意識形態保衛局的工作，也需要依託於情報機構的配合。如果情報部門從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中拆分出去，那麼這些與情報機構工作緊密相連的機構，也需要做出一些整改了。”
維克托的這一項提議當然是很有道理的，這就像是配送行業一樣，它的正常運轉主要就是依託在運輸業行業上的，如果在企業轉型的過程中，將配送企業下屬的車隊都抽走了，那麼這個配送企業本身還要怎麼正常運轉下去？
在如今聯盟的國家安全系統中，負責情報工作的就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情報機構，反間諜局也是需要依靠情報機構提供的情報，再聯合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警力去辦理案件的，單純一個反間諜局本身，其實在人員編制上是非常小的，它並不具備獨立運作的能力。
所以說，組建“情報委員會”這個提議，對庫茲涅佐夫來說纔會有那麼大的打擊，因爲這等於是讓他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所做的一切努力，瞬息間就白費了。
而維克托所提出來的這個“不過”，其實也是在從側面提醒斯大林同志，要想將情報機構從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抽離出去，首先還得做好一系列的配套工作，否則的話，整個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都會陷入癱瘓。
從這一點上看，其實也能體會到，維克托此刻的心態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願意讓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這樣的機構，繼續掌控在庫茲涅佐夫的手裏了，因爲這個部門會被他當做打擊政敵的工具，一個搞不好，肅反擴大化的悲劇還將重演。而另一方面呢，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畢竟是維克托一手創辦起來的，那是他起家的地方，凝聚了他太多的心血，現在要將它重新拆分了，維克托怎麼可能會感覺舒服。
斯大林同志倒是沒有想那麼多，他對維克托這種站在“客觀”立場上的表態，還是非常滿意的。沒錯，斯大林同志就是有了重新拆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想法，而他的這種想法，也隱性的證明了一點，那就是他對庫茲涅佐夫同志的信任，遠不如其對維克托的信任。
試想一下，從組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到將其一步步發展壯大，再到最後離開這個部門，維克托總共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主席的位置上待了三年多。在這期間，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人選，一直都是空缺的，換句話說，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維克托是直接對斯大林同志負責的，他的頭上除了斯大林同志之外，再沒有另一個監督者了。而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同志始終沒有考慮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權限是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隨着維克托調離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斯大林同志先是將庫茲涅佐夫召回莫斯科，讓他接手了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等於是給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頭上套了個箍，隨後，一年多的時間剛剛過去，庫茲涅佐夫同志剛剛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形成有了有效的掌控，估計連手心還沒有捂熱呢，斯大林同志就迫不及待的要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拆分掉了。
這系列的運作，充分說明了斯大林同志的疑心正在變得越來越重，同時，也說明了他對庫茲涅佐夫的信任度，還是要打個問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