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對維克托來說，真正複雜和棘手的，是第二和第三個任務。
在組建歐洲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的問題上，聯盟早就有了定論，這是中央國際部在今後若干年的時間裏，準備集中力量推動的一個項目，按照莫斯科的構想，聯盟甚至準備在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組建完成之後，按照同樣的模式，在亞洲地區也複製一個相同的部門和機構，最終，這樣一個國際性的左翼政黨情報局，將取代曾經的第三國際，它將成爲“第四國際”的基礎。
過去一段時間裏，聯盟其實一直都在側面推動這個組織的構建，但令人感覺遺憾的是，到目前爲止，對這一主張給予了積極迴應的，竟然只有帕爾米羅·陶里亞蒂所領導的意大利共產黨，而在整個東歐範圍內，對此表明積極立場的，就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了。
更有意思的是，莫斯科對意大利共產黨的態度並不算多麼友好，因爲在莫斯科看來，放棄了武裝鬥爭，轉而決定以議會選舉的方式奪取政權的陶里亞蒂，已經背叛了馬列，走上了所謂改良派的道路，也就是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了，否則的話，有關意共的問題恐怕早就要拿出來好好討論一下了。
這一次維克托前往華沙出席斯維爾切夫斯基同志的葬禮，本身不僅是莫斯科的代表，同時也帶着聯盟中央國際部主席的身份，他準備藉助這個機會，與東歐各國的代表討論一下有關組建聯合情報局的問題，而這一點與他的第三個任務是結合在一起的。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美國人所提出的“歐洲復興援助計劃”，的確是給聯盟的地緣政治策略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東歐各國一直都在尋求來自莫斯科的經濟援助，他們的戰後重建工作也好，迫在眉睫的饑荒問題也罷，都需要來自外部的援助，沒有這一筆援助，各國的政權就難以穩固，甚至連國計民生問題都沒辦法解決。
由於聯盟同樣面臨着經濟困難的問題，所以，在對外援助的考量上，莫斯科一直都沒有做出積極的表態，實事求是的說，聯盟的立場是令東歐各國感到失望的，從某種層面上來說，不管是波蘭工人黨內的“反蘇傾向”，還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羅馬尼亞所出現的“大南斯拉夫”聯邦意向，其實都與聯盟在對外援助問題上過於消極的表現有關。
地緣政治這個東西，其實和混黑社會沒什麼區別，有錢的大哥自然就不缺少小弟，出手越是大方的大佬，手底下的馬仔就越多，這是必然的。而在地緣政治中，越是實力強大的國家，身邊的追隨者就越多，美國的霸權如何建立起來的？真的僅僅是靠他們遍佈全球的軍事基地，以及規模龐大的海軍艦隊嗎？這當然也是因素之一，但大把的美元和強勁的經濟實力，顯然纔是最主要的原因。
隨着戰爭的結束，東歐各個國家都需要來自外部的經濟援助，他們需要在廢墟上重建自己的國家，只有這樣，他們的政權才能穩固。儘管聯盟在東歐各個國家都有駐軍，且布爾什維克黨在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內都有足夠的影響力，但面對經濟困難的問題，聯盟若是無法給與各國足夠的經濟援助，這些繼續改善經濟狀況的東歐國家，同樣也不會將自己吊死在聯盟這一棵樹上。
過去，在沒有美國人提出的復興援助計劃的前提下，這些東歐國家或許還沒有別的選擇，他們從聯盟得不到經濟援助，至少還能得到安全保障，可是現在國際環境已經變了，美國人拿出了一百七十億美元的龐大資金，準備提供給經濟凋敝的歐洲國家，試想，在這種條件下，東歐各國內部，真的會沒有人爲此而動心嗎？
就像在波蘭，以貝魯特爲首的親蘇派，掌握着臨時政府的主要大權，其在波蘭工人黨內部，也掌握着政治優勢。而以哥穆爾卡爲首的所謂“多數派”，他們不管是在臨時政府中，還是在波蘭工人黨內，都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上。
在維克托前世的歷史中，貝魯特死後，年輕且資歷過淺的愛德華·奧哈布難以掌控波蘭工人黨大局，不得不將遠離了政治中心的哥穆爾卡重新請出來，並由他主持大局，爲了請當時的哥穆爾卡出山，奧哈布甚至接受了將親蘇派全部踢出政治局的要求，這其中就包括了身爲國防部長的羅科索夫斯基。
而當時重新出山的哥穆爾卡，在執政的最初一段時間裏，也確實表現出了強硬的立場，他不僅將親蘇派從政權核心中驅逐了出去，還取消了農業合作社改造，改善了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反對蘇聯干涉別國內政，提倡黨內生活民主化，宣揚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有意思的是，哥穆爾卡同志重新出山主持大局是在一九五六年，短短一年後，他就興高采烈的訪問了莫斯科，隨後轉過身來，就對波蘭工人黨內的反蘇派進行了批判，認爲這些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接受了修正主義立場，並且對黨的思想體系的科學基礎產生懷疑......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先鋒隊地位始終沒有改變。
換句話說，在掌握波蘭工人黨的大權之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哥穆爾卡本人就成爲了徹頭徹尾的親蘇派，他開始波蘭積極推動農業合作社的改造工作；對教會展開政治批判；指責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是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叛逆；全程參與了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
總的來說，如今波蘭工人黨內的路線之爭，其實就是一場鬧劇，親蘇抑或反蘇，都只是一種表象，其內核依舊是亙古不變的政治權力鬥爭。
而站在莫斯科的立場上，現在或許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內的核心領導層，都知道哥穆爾卡的真實意圖是什麼，又或許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貝魯特和哥穆爾卡之間，莫斯科更信任的始終還是前者，因此，此次維克托前往華沙，是爲貝魯特帶了一個“大禮包”過去的，即蘇聯已經決定給與波蘭經濟援助的最終決策。莫斯科一方面希望藉助這個決策，穩固貝魯特在波蘭工人黨中的地位，排擠哥穆爾卡所提出的“波蘭道路”政策；一方面希望藉助蘇聯版的援助計劃，引誘東歐各國加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組建計劃；最後，莫斯科也是希望用這個蘇聯版的援助計劃，將美國人的影響力從東歐地區徹底排擠出去。
實際上，聯盟在戰後東歐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即通過在東歐建立勢力範圍來構建聯盟的東歐安全線，以此來確保聯盟在戰後歐洲，尤其是東歐的優勢地位。而在這個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波蘭這個國家，佔據着一個至關重要的地位，因爲控制住了華沙，聯盟在應對歐洲大規模戰事的時候，就有了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這是戰略層面的一個考量。
而在戰爭結束了一年之後，聯盟爲了實現東歐安全線的構建目標，已經制定出了一個相應的策略，那就是支持和幫助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建立政權，並在合適的時候，將其轉化爲蘇聯模式，從而使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拓展到整個東歐地區，以此建立起一個以蘇聯爲核心的社會主義體系，並以這個體系爲基礎，對抗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體系。
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此時蘇聯的對外政策中，並沒有將東歐國家視爲自己的小弟，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說法，聯盟在東歐所推行的應該是“大國合作政策”，莫斯科所追求的，是與包括波蘭在內的各個東歐國家，建立一種戰略合作伙伴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