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旁邊，三人各自落座，一邊享用瓦蓮京娜準備的豐盛午餐，一邊聊一些各自遇到的有趣的事情。當然，主要是兩個人說，維克托則是聽，偶爾會附和兩人一句，畢竟他的身份比較特殊，他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隨意的在別人面前談起，哪怕是他身邊的女人們。
最初，塔吉婭娜還顯得頗爲內向，大部分時候都是瓦蓮京娜在說話，而她不是悶頭喫東西，就是喏喏的小聲附和兩句，但隨着話題的展開，尤其是在瓦蓮京娜開始談論電影、文學之類的話題後，這小姑娘的話也跟着多了起來。
就在維克托即將喫飽的時候，兩個女人聊的話題竟然轉移到了《文化與生活》雜誌的問題上。這份雜誌屬於莫斯科的國民教育與文化委員會，是一個部門性的刊物。這份刊物在不久前發表了一篇文章，呼籲聯盟放鬆對報刊雜誌等宣傳媒體的監督，給予新聞界和文化界更多的創作與宣傳自由。
當然，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不久，《文化與生活》雜誌就被取締了，不僅如此，承擔着連帶責任的國民教育與文化委員會，也跟着倒了大黴，整個部門的領導從上到下，只要是與這份雜誌存在着工作關聯的，幾乎全都換了一個遍。
除此之外，塔吉婭娜還提到了一篇名爲《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文章，說這篇文章在年輕人的羣體中流傳很廣，很受歡迎，文章反映了監獄生活的艱難和黑暗，是很現實，很有意義的一篇文章，發人深省。但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投寄到了很多的報社和雜誌社，都沒能得到採納，不是因爲文章寫的不好，而是因爲它反映了社會生活中的黑暗面，所以出版發行受限。
聽兩個女人談到這個話題，維克托的臉上依舊保持着微笑，他的態度也和之前一般的溫和，當然，若是站在他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的話，這兩個女人的觀點不僅幼稚，而且缺乏政治嗅覺，立場不端正。
有關放開對媒體和輿論監督的這個話題，在聯盟內部並不是第一次有人提起了，實話實說，支持這個論調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在引導輿論方面佔據優勢的人，一種是完全不明真相，卻又被那些能夠引導輿論的人所誘導的普通人。
輿論這種東西，的確是很容易受人掌控，受人引導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越是負面的新聞、負面的言論，越容易引來普通人的認同。爲什麼？大體是因爲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生活中總是會時常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每當遇到不如意，不順當，甚至是不公平的事時，人們的心裏總會堆積些戾氣，這些堆積起來的戾氣，就像是一個火藥桶，稍微有些火星就能讓它爆發出來。
就是因爲這種社會的現實狀態，再加上人的天性，所以，纔會在人類社會中出現一種有趣的現象：看小說、影視作品的時候，總是喜歡看一些正能量的東西，但是在關注新聞、瀏覽熱點的時候，卻偏偏喜歡去討論、爭辯那些負面性的東西。
因此，能夠引導輿論的各種媒體，都必須受到國家的控制。
而在如今的聯盟，一些自認爲認清了這個世界的知識分子，大聲吵鬧着要求聯盟取消對媒體，對文化，對新聞機構的監督，他們將這看作是民主的一大體徵。他們認爲，既然西方國家可以放開對媒體的監督，那麼聯盟就同樣應該這麼做，否則的話，就是不民主，就是沒有言論的自由。
但這些人顯然忽視了一個問題，或者說，他們是故意在混淆一個問題，那就是聯盟與西方國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其政權性質的差異。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作爲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盟，卻是代表的工人階級的利益。
工人階級是一個規模很大的羣體，他們團結起來的力量很強大，但單就個體而言，他們的力量根本沒辦法與資產階級的某個個體相提並論。
就拿美國來說，難道他們對媒體就沒有監督嗎？事實當然並非如此，退一步講，即便是不考慮政府對媒體的監管，僅僅從媒體自身來看，在美國，那些報紙雜誌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裏？沒錯，它們都掌握在大資本家的手裏，不巧的是，代表美國最高權力的總統，也是由這些大資本家推選出來的，其所代表的就是這些大資本家的利益。
就拿那篇名爲《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文章來說，如果它所反映的是美國底層社會的黑暗現實，比如說，反映的是白人對黑人的歧視，並號召黑人站起來鬧革命，推翻白人所建立的政權，那麼不用問，即便沒有美國政府的審查，這篇文章也上不了主流的報紙或雜誌。
美國或許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審查這篇文章，並告誡每份報紙，每個出版社，都不能將其出版，但那些報紙和出版社，卻會自動將它過濾掉，原因很簡單，這些報紙和出版社的老闆不喜歡這樣的文章，如果哪個編輯敢讓它上報，他就會被老闆解僱，並且再也沒辦法從事與編輯相關的工作。
沒錯，西方國家同聯盟一樣，也存在着新聞的審查制度，只不過他們所採取的措施更加隱祕，更加不容易被察覺到，他們表現的不像聯盟這般直接，也可以說，他們更加的虛僞。
不幸的是，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就是更喜歡虛僞的人，而那些說話辦事太過直接的人，卻是往往不討喜的。
從這個問題發散開來去考慮，維克托發現聯盟在與西方國家搞宣傳戰這方面，似乎天生就處在弱勢的地位。
就拿國家生活展示這一塊的宣傳來說，聯盟就很難同美國展開競爭。這裏頭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就是聯盟的經濟狀況還遠不如美國，儘管在戰後這些年裏，聯盟的經濟發展迅猛，但要想追上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估計還需要很長時間。
第二，在美國，那些超級富豪們，過着常人難以想象的奢華生活，而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則沒有任何值得蘇聯人去羨慕的地方，但在美國人的宣傳報道中，他們永遠不會將底層人生活的現實，展示給蘇聯人看，他們只會展示最好的一面。而在聯盟內部，貧富差距遠沒有美國那麼懸殊，除了少數特定階層的人，大部分蘇聯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對外展示中，聯盟總歸是不能展示那些特定階層者的生活狀況的。
再者，人們總是對美好的生活充滿嚮往的，與此同時，卻又會有意無意的忽略那些糟糕的東西，就像是普通人看待那些商人一樣，他們總是能第一時間看到那些經商發財的例子，卻很難看到那些經商失敗的倒黴鬼。而在對待美國的問題上，同樣也是如此，人們總是會看到那些美國富人窮奢極侈的享受，卻看不到那些睡在街邊，無家可歸的可憐蟲。
每個人都對自己信心滿滿，認爲自己在聯盟的生活一無是處，但只要去了美國，或者說，只要聯盟的社會制度變了，自己就能迅速發家致富，變成億萬富豪中的一員，但他們沒看到的是，美國也沒有那麼多的億萬富豪，倒是窮困潦倒、露宿街邊的人正變的越來越多。
正是考慮到此間種種，維克托才認爲蘇斯洛夫同志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主張和觀點是正確的，聯盟不能因爲斯大林同志病逝了，就放開對輿論，對新聞媒體的管控，相反，聯盟應該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力度，對類似寫出《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類文章的作者，意識形態保衛局應該將他們列入管控黑名單，既然他們對聯盟不滿，想要寫一些抨擊聯盟的東西，那就沒收他們的筆，甚至將他們送回監獄裏去。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聯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發展，來追趕，來將自己建設的越來越好，越來越強大，等到將來的某一天，聯盟在經濟實力上追到美國，至少是與美國差距不大的時候，自然可以考慮放開輿論監管的問題，相信到了那一天，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民，會有一種與今天截然不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