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現在，一樓還是教室，二樓還是辦公室跟教研室，但歷史系跟中文系已經搬遷出去，剩下佔據一個角落的考古專業，二樓的其他地方也都改成教室，至於三樓，依舊是考古專業的閱覽室收藏室。
如果說，靜園二院是歷史系的大本營，那麼文史樓二樓考古專業的自留地，這個自留地一直到鳴鶴園的新辦公樓建成。
所以，相比較較二院的陌生，對文史樓，蘇亦就熟悉多了。
之前複試，他可是在文史樓三樓閱覽室待了快一週的時間。
北大歷史系78級新生，加起來七八十個，具體多少個，蘇亦沒太清楚，但肯定不超過九十。
就算加上他們幾個研究生，整個階梯教室也綽綽有餘。
跟兩千多人的新生開學典禮相比較，歷史系七八十人的新生見面會就是小場面了。
但該來的領導都來了。
系主任鄧廣銘先生、副主任張芝聯先生，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副主任宿白兩位先生也悉數到齊。
隨同而來的還有諸位老師，人數不少，不一一贅述。
因爲是新生見面會，肯定是老師見學生，學生見老師。
這場見面會沒有主持人，非要說主持人的話，整場見面就只有一個支持人鄧廣銘先生。
跟蘇秉琦先生一樣，鄧廣銘先生臉型並不小，臉寬氣場強，除此之外，他的聲音跟蘇秉琦先生不一樣，很洪亮，在講臺上講話的時候，穿透力十足，氣場極強。
這也是跟他身體好有關，蘇秉琦先生講話除了帶些許的鄉音之外，就是因爲他的腸胃不好，聲音低沉，所以，在課堂上，如果不是坐在前排，很難聽清楚對方講課內容。
然而，鄧廣銘先生卻不一樣，他講話的時候，中氣十足，給人很強的信服力。
也難怪，歷史系的學生，誰不知道鄧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史學專家啊。
鄧主任的名頭，在每一個學生心中都是如雷貫耳，再加上，78級學生，大部分都三十以上，像蘇亦的這樣的，更是獨苗，所以，大家既然選擇了歷史系那麼對於鄧主任的學術成就肯定是一清二楚。
所以，蘇亦就聽到後排有學生在小聲嘀咕，“感覺咱們鄧主任的氣場比周校長強多了。”
蘇亦聽到這話，啞然失笑。
這估計就是文科大佬跟理科大佬之間的區別的。
前者更加外露，後者更加內斂。
但要論對文字的引用，肯定是前者強於後者，至於講話的藝術，蘇亦承認鄧主任的發言更讓人舒服並且有親切感。
周校長太遠，研究的方向也太高深莫測，理論物理？不管是早期研究的廣義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還是後期研究的流體力學湍流理論，對於蘇亦來說，都宛如聽天書。
但是，鄧主任就不一樣了。
不管是早期研究的稼軒詞編年箋註，還是宋史職官志考正都讓人覺得親切不已。
尤其是，在鄧廣銘在臺上講話，信手拈來的關於各個宋代人物的名人軼事，都讓大家聽得欲罷不能。
說實話，蘇亦是羨慕這些學生的。
當時，蘇亦就有些懵逼。
誰是恭三先生？
然後等他發問的時候，他記得自己的同學望着自己的目光滿是古怪。
事後想來，那應該是鄙視了。
他前世本來就不是歷史科班出身，確實不知道恭三先生就是鄧廣銘先生。
所以對時任院長的學術成就，也不怎麼關注。
後來才知道，對方還挺厲害的。
在宋代經濟史研究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
後來蘇亦才知道，雲大曆院在厲害的並非是民族史而是經濟史。
後世，因爲雲大第四輪學科評估突然爆出來一個a學科民族學，讓外人都有種錯誤的認知，雲大的民族史研究肯定是最厲害的。
然而，並非如此。
雲大最厲害的還是經濟史，這一切都是從雲大經濟史學科創建人李埏先生說起。
李埏先生早年受業於張蔭麟、錢穆、陳寅恪等史學大師，深得史學真傳。畢生研究中國古代史，對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尤爲深入。
在國內經濟史領域學術成就並不弱，而到了蘇亦他們讀研的時候，他們的校長就是李埏先生的弟子，也是這位校長把黃教授從上師大挖過來當他們雲大的歷院的院長。
不過林校長一卸任，黃教授就調到華東師大了。
這也是沒法子，後來的校長是搞生態學的。而且還是北大過去的院士，學校的資源肯定傾瀉到生態學方面去，這也是爲什麼最近這幾年雲大古生物學屢出成果的原因之一嗯，當然，雲大古生物學一直都很強，這樣的例子，放到其他高校也適用，比如同濟大學，大家的印象之中最牛瓣的永遠都是建築學，然而當年裴院士當校長的時候，資源一下子就傾瀉到生命科學了。
所以，蘇亦在雲大讀研的時候，恰好遇到歷史學出身校長任職期，各種資源傾瀉，歷院的日子還是美滋滋的。
各種學術會議輪番召開。
等新校長一來，院長跑了，就嗝屁了，好在他當時已經讀博了。
嗯，這是後話。
不管他前世如何，都已經過去，他現在也是北大歷史系的一員，恭三先生也是他們的系主任了。
甚至如果不是他的堅持，也可以拜入對方的門下，到時候，要回雲大，那肯定是院長起步了，至於校長嘛，估計是沒機會的。
就在蘇亦對美好未來暢想之際。
鄧廣銘現在開始分享他治學之道了。
然而，最讓蘇亦印象深刻的是，鄧廣銘先生的這一段話。
“咱們學歷史的？必須要掌握治史入門有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和目錄學，如果能把這個四把鑰匙融會貫通，那必定會受益無窮。同樣，咱們不是爲了整理文獻而整理文獻，亦即不僅僅是爲了搞清楚一部文獻的來龍去脈，而是結合有宋一代的史實作相互交錯的研究，不僅使文獻通過整理得以成爲堅實可靠權威的新善本，而且也使相關重大史實得到清晰梳理和最大限度地還其本來面目。這纔是咱們治史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