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儀再度以老疾乞休。情詞懇切，皇帝亦被打動，著照所請。
儘管終究放了余文儀歸去，可是皇帝還是下旨嘉獎，准以原品致仕之外，更是加恩，賞給太子少傅銜。
余文儀終於歸去，不用每日裏在刑部朝房彆彆扭扭地相處，英廉倒也鬆下一口氣來，更覺這一件事兒算是全都過去了。
他自與和珅一同，繼續經營他們與惇妃的關係，藉着惇妃的口，總叫和珅的福晉馮氏時常帶着小天爵入宮請安就是。
待得余文儀離京回鄉之後，英廉便也與和珅將已經給余文儀的兒子餘延良羅織好的一個罪名的證據，全都銷燬了去。
不是良心發現，只是派不上用場了。
要說他們給餘延良羅織的這個罪名，那也是相當的惡毒——去年曾經發生一件大事兒，一個名叫嚴譄的山西人，竟然投書給四阿哥永珹以及大學士舒赫德，想要請這二位轉呈他的意願，奏請皇上再立中宮！
舒赫德接到呈件細讀，立即拘禁嚴譄，並派人搜查他的寓所，搜獲奏摺底稿和《呈四阿哥啓》。
更要命的是，這位嚴譄，他只議論請立中宮還算好，可是他竟然論及了那拉氏，甚至有爲那拉氏再續美名的意圖去！
終究那拉氏的事在民間是一個謎團，民間只是知道堂堂皇后莫名地死了，死後只以皇貴妃的名分入葬，實際上棺木的級別只是貴人的……
此事難免引起民間的揣測，可是揣測終歸只是揣測，猜來猜去就把那拉氏猜測成是烈女了，那滿人習俗裏最忌諱的薅頭髮，也成了漢人意識裏的“削髮爲尼”去了。
這位嚴譄在奏摺上說皇上當年是年過五旬，那拉氏是爲了保護皇上的龍體而躲避皇上的寵愛，纔有意挺觸剪髮的。他在奏摺中用“賢美節烈”、“挺觸輕生”這樣的詞來形容那拉氏，請求乾隆帝補頒詔旨表彰故後，同時議立新後……
舒赫德一看，頭都大了，這都哪兒跟哪兒啊？此事更是嚴譄跑到他家來，私自投給他的，他要是不上報，將來總難以自辯。故此舒赫德立即將此事上奏給了皇帝去。
由於所議之事涉及宮闈，皇帝對案件非常重視。辦案人員對嚴譄嚴刑逼供，拘訊嚴譄在京所結識人員和老家親屬，追查消息來源，最後照“大逆”律定擬嚴譄“凌遲處死，家屬從坐”。皇帝命改爲斬立決，家屬免坐，已屬開恩。
這嚴譄的事，到後來被證明是一場鬧劇，是嚴譄在家遭不幸，妻兒死去，自己又患病，想借此“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藉此可得功名”。
軍機處檔案記錄下了此人此事的審訊經過，以及嚴譄本人的自白：
“詰問：你議立正宮一節內‘賢美節烈’、‘挺觸輕生’等語並不是可以編造得來的，況據你供要說得好些纔可補行頒詔，那‘挺觸輕生’並非好話，你如何這樣編寫，可見得必定有人告訴你的，若再不實供又要動刑了。”
“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來年，我哪裏記得是誰說的呢？後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髮遣之事。我隨即因病回家，三十六七年間我妻室子女都死了，氣運顛倒，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爲人了。那年進京後心裏妄想，若能將皇后的事進個摺子準行頒詔，就可以留名不朽。”
“又想從前御史做的摺子一定說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將傳聞立妃剪髮之事總不提及，說成皇后賢美節烈，希冀動聽頒詔，這實在是我想了多少日子才定了主意這樣編寫的。我三十七年進京時在路上還做過兩幅對子，一副是’忠孝節義果能行，雖然貧賤，理宜起敬；姦淫邪盜若有犯，即使富貴，法難寬容’，又一副是‘臣道維艱，利祿條條，焉能事事行公正；乾綱不易，將相濟濟，那能個個別賢愚’，總是我糊塗好名的想頭。”
“至所說‘賢美’二字就是《詩經》上后妃美而有德之意，‘寵幸’二字就作和好講，‘輕生’二字即是身故，‘挺觸輕生’就是說皇后節烈之處，並沒有別的意思，是實。”
“又供：我要投遞摺子緣故，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藉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
案件發生後，皇帝自是大怒，命大學士舒赫德、協辦大學士阿桂、刑部尚書英廉與三司九卿會審，嚴譄的同鄉與家人均被牽涉其中。
此事英廉就是主審官員，他對此事知之甚詳。
此案到最後因成了一出鬧劇，便也不了了之，舒赫德和英廉等人也都不願再多牽連，這便早早結案，以嚴譄一人死罪來塵埃落定。
可是此事在英廉這裏，在余文儀忽然奉旨進內廷來請脈的事兒上，便派上了用場去——因爲那嚴譄就是山西人啊，而余文儀的五子餘延良，在發生這件事之時，正在山西司任職啊~~
一旦將餘延良與此案瓜葛上，或者說他職司不嚴，以皇上對嚴譄之案的憎惡程度，那餘延良可就很有一壺喝的了。
只是誰也沒想到，皇上對嚴譄之案查辦那麼嚴，卻對後宮兩件假胎之事竟然就這麼簡單地過去了，那英廉自己倒也樂得就將這樁已經給餘延良羅織好的罪名給銷燬了去。
終究，但凡爲那拉氏喊冤的案子裏，就沒個得好下場的。他自己也是能避開這樣的事兒，就避得遠遠的吧。
倒是和珅從這一案中又看出了些有趣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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