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內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在極力迴避這個問題，但事實上，華夏在大部分商業領域都沒有定價權——哪怕是網民們曾經引以爲傲的稀土礦和手機、應用軟件。
爲什麼會這樣?
有人把原因歸結在說我們是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但是鐵礦石爲什麼價格就這樣高呢?
很多人又會說我們不掌握資源——但是華夏的優勢資源稀土一樣是沒有定價權，一樣賤賣。
還有人說我們自己沒有製造核心技術——但是現在很多華夏的輕工業產品，比如玩具等，質量和技術已經不遜於西方，但沒有定價權，還是西方賺大錢。
最後，很多人把定價權的問題歸結到華夏的產業規模小和惡性競爭上面——這個結論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
但只要你肯稍微思考一下，就明白這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不可能僅僅因爲農民的惜售就推高農產品的價格，根本原因壓根底就不在這些地方。
在楊鑄看來，不談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僅僅自從商業角度來看的話，華夏定價權博弈的失利主要在於雙方的流動性不均衡、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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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流動性對於定價權的影響。
衆所周知，很多商品的通脹並不是真實的緊缺所造成的，而是由於流動性的局部過剩，局部的預期造成投機氾濫引發大量的投機性和避險性的需求。
這一點對於具有剛需性質的糧食是特別明顯的，農民的惜售和市民的超量儲備立即就可以把豐收年變成緊缺年，對於經濟個體，沒有比農民更小、更分散的了，但僅僅是農民的惜售就可以讓農產品的價格暴漲，那麼華夏衆多掌握稀土等稀缺資源的企業爲什麼就不能讓價格漲上去呢?
原因就是流動性不均衡！
而農產品的價格被壓低造成工農剪刀差的根本原因也是農民沒有錢、沒有足夠的流動性，農民必須出售糧食換取其他工業品；
局部性的流動性緊缺也是危害極大的、例如我們的稀土資源本來是世界上的循缺資源，而且華夏有絕對的能力控制資源數量，但是由於華夏相關企業的資金緊缺，只能是低價出售變現而不能長期存儲；
這就讓我們本來緊缺的資源變得很廉價，珍貴的稀土賣了一個土價錢，而西方本來數量衆多的鐵礦石卻可以通過其資金優勢和富裕的流動性控制銷售數量、操縱價格，讓華夏購買鐵礦石的支出連年上漲。
這個問題如果按照西方世界的定價機制來看，關鍵就在於物流和資金流的渠道——只要你的流動性不均衡，需要通過它的渠道，無論是物流還是資金流，就要被他所漁利。
所以在不均衡的流動性變化中尋找平衡的時候，渠道是關鍵——就如股市中佔據渠道資源的股票在危機中都被市場看好一樣。
而我們不妨再想一下，所謂的高附加值的產品大多是非必需品，剛需較小，而如果是成規模的企業由於流動性不足要拋售的話，誰能夠接盤？——屆時價格損失肯定是更大的，此時要是流動性不足的話對於高附加值和集中度高的產業，在定價權上的危害和損失是更大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外資不僅僅控制了海外資源和商品渠道，讓華夏產品、華夏資源只能廉價出售並讓華夏只能高價購買海外資源，更是逐步將手伸向國內關鍵物資的渠道，因此在華夏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渠道不暢通或者渠道被外資所控制的時候流動性不均衡給外資熱錢漁利的機會就特別多。
投機資金炒作價格的利率承受能力一般是要大於實體生產的，在利率的誘惑下，資金的逐利流動導致投機的資金照樣充足而實業的資金就發生緊缺了，結果就使大量的華夏企業受到壓力，爲了快速回籠資金不得不忍受渠道的盤剝、廉價出售和壓低庫存，導致華夏商品和華夏資源的揮淚大甩賣，而庫存低則沒有對於價格波動的承受能力，只能現貨買賣，不得不接受渠道的高價勒索。
因此，華夏希望自己的產品和特有的稀缺資源能夠賣出好價錢的前提，就是這些企業必須要有足夠的流動性！
而如果華夏企業的流動性緊缺，後果就是一定要被有充足資金能力的發達國家所盤剝。
舉個例子：
兩個世紀前，華夏茶葉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博弈也是由於華夏白銀緊缺，利率高企，一般不會少於年息40%~50%，也就是四分利或五分利——就如華夏典當常說的“九出十三進”，即你當十扣一成的手續費還的時候要換十三，也就是利率達到44.4%。
而荷蘭得到了美洲的白銀，這些白銀是美洲殖民地出產的貨物而不是貨幣，這導致雙方流動性和利率的極大不對等，因此華夏商人只能賤賣，導致華夏商人退出了全部茶葉海上交易。
如果我們看一下漂亮國人寫的《利率史》就可以發現，西方崛起時的利率一般都低於10%，大部分時間是低於5%的，這與華夏的百分之幾十甚至超過百分之百的利率相比，二者如何能夠競爭?
但凡學過歷史和哲學的，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在多數情況下，所謂歷史，無非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輪迴着以往發生的故事而已。
而很顯然，改革開放以後，華夏的企業同樣存在着一個輪迴——在高額利率和緊張的資金面前，華夏企業沒有與外國博弈的籌碼。
偏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華夏生產型企業的資金是非常緊張的，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銀行基本上不會給企業做無抵押的流通貸款，企業要抵押也要是房產等不動產，企業的存貨庫存在銀行的眼裏不算不良資產而僅在其資產負債表上減分就已經很好了，基本上是沒有貸款的可能的.
這種情況這不但導致企業產生投資買房的畸形動機，擠壓企業的生產資本，而且維高了房市的價格，就算有房子抵押能夠取得流動資金貨款，利率也高於西方很多，而且這樣的貸款都是短期貸款，展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總之，華夏與海外定權博棄是一個長期的事情，需要大流動資金和貨物圍積做長期博棄的。
然而一直以來，華夏的企業面臨着另一層窘境——雖然我們官方的利率比西方的高很多，但企業還是貸不到，更多的企業的流動資金只能是靠民間那種利息高昂的借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