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笑道：“看來要想得到你的信任，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那當然了，我們在敵人的地盤上活動，怎麼能輕易相信別人，何況他的身份還是敵人。”安意可以強調道。
“安意，你在總部是不是保衛部門的人？”
董先生忍不住打開了一盒香菸，抽出一支放在鼻子下面聞着，估計是憋不住了。
“我從來沒說過，你是怎麼知道的？”安意瞪大眼睛問道。
“我猜的，你的警惕性太高了，一般人不會有這麼高的警惕性。”
董先生語調很冷靜，不知道是表揚還是批評，反正安意當着是表揚了。
“你猜對了，我就是保衛部的，對外反國民黨的滲透，對內剷除內部的奸細。”安意有些得意地說道。
她之所以得意是有原因的，能進入保衛部門的人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一個女同志能進入保衛部門，這本身就是一種殊榮。
“可是有時候警惕性太高也不好，過猶不及，那就會看誰都像敵人，對誰都不信任，這樣不利於團結。”董先生委婉道。
“同志，那是你不知道敵人有多麼狡猾，近些年來國民黨的特務部門一直沒有停止對我們的滲透，還派奸細打入我們內部，我們有的同志沒有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反而犧牲在這些奸細手上。”安意恨恨道。
董先生沒話說了，再說又要槓上了，不過總算明白了安意爲何對路鳴誤解如此之深。
“告訴你吧，我們這些人睡覺都得睜着一隻眼睛。”安意繼續說道。
董先生沒辦法了，只好起身把咖啡杯子和咖啡壺都端到廚房裏清洗。
“這是女人的活計，我來。”安意急忙跟到廚房裏說。
“就幾個杯子而已，一會就好，不用跟我搶。”董先生說着已經把咖啡壺和杯子洗乾淨了，然後放進櫥櫃裏。
“老董，下次你跟組織聯繫的時候，幫我發一封電文，我要做深刻的自我檢討，請求組織處分。”安意低頭說道。
“爲啥要請求組織處分？”董先生不明白她的意思。
“這次是我自作主張，沒聽你的勸告，差點惹出大禍，我得向組織上做深刻檢討。”安意終於開悟了。
“這件事已經擺平了，以後多加小心就是，不用驚動組織上了，等有了機會再做檢討。”董先生害怕她再滋生新的想法。
“可是我不能欺瞞組織啊，犯了這樣大的錯誤，就應該自己請求處分。”安意堅持道。
“同志，這裏是敵佔據，發報的時間非常寶貴，你的檢討不能佔用，你可以用別的渠道向組織彙報。”董先生冷冷說道。
安意知道所謂別的方式，無非就是人力傳送情報，那將會經過若干次接力傳送，速度非常緩慢。
如果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她撤回根據地了，也許她人到了，情報還沒到。
形勢就是如此嚴峻。
安意也不是低情商的人，當然明白董先生是在委婉地阻止她，但董先生說的也沒錯，個人的事情都是小事，不能佔用發報的寶貴時間。
安意不作聲了，眼圈紅了起來，這是她到上海之後第一次流露出脆弱，董先生看在眼裏，也有幾分感慨，把抽出來的香菸重新塞回煙盒裏。
“這次的事也不能都怪你，我沒能堅決阻止，也犯了錯誤。”董先生說道。
“這怎麼能怪你，全是我的錯，我是好心辦了壞事，我們實在是太缺錢了。”安意說道。
“喫一塹長一智吧，上海的情況太複雜了，未來一段時間鬥爭會更加激烈，北平、天津、廣州、武漢都是這樣，你在漢口土生土長，應該對大城市的複雜性有深刻的認識。”董先生說道。
董先生看了看她，嘆息一聲。
地下工作是一種特殊工種，跟搞學運和工運不一樣，長期潛伏對一個人的心志既是一種鍛鍊，也是一種考驗，不過歸根結底一句話，就像路鳴說的那樣，第一要務就是生存。
只有生存下來，才能談到戰鬥，如果連生存關都過不去，那就一切都是空談。
“老董，你說路鳴能幫我們搞到那些物資嗎？”安意問道。
“我相信他能搞到，如果連他都沒辦法，上海的地下黨組織肯定也搞不到，首先他腦子靈活，其次他有四通八達的社會關係。”董先生說道。
董先生當然知道，地下黨組織在國民黨各個部門裏都有潛伏人員，不過這些人都各自有各自的任務，既不能橫向聯繫，更不能聚集在一起。
不是他們沒有能力，而是組織紀律不允許。
自從顧順章叛變之後，幾個大城市的地下黨組織都被連根拔起，就連中央特科的幾位首長都處在危險之中，如果不是錢壯飛及時警告，很可能也會被敵人抓住。
這次教訓實在是太慘痛了，中央決定各大城市的地下黨必須切斷橫向聯絡，如果一條線上出了叛徒，不至於影響其他線上的潛伏人員。
在上海，唯一能進行橫向聯絡的人只有董先生，總部給上海地下黨各條支線的指示，都是通過這部電臺下達，再由他負責傳送出去。
董先生對這次上級交代的任務感到深深的憂慮，如果沒有路鳴的幫助，他不敢想象如何才能完成。
上海地下黨人數是不少，但是不可能全都發動起來到處購買物資，那樣的話肯定會驚動敵人，萬一被敵人察覺了，順着購買物資的這條藤一點點排查，就有可能把所有同志全都查出來。
董先生實在是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只好硬着頭皮去求路鳴。
不僅要跟路鳴借一大筆錢，而且要求路鳴購買緊俏和嚴控的物資，這幾乎是要路鳴承擔性命的風險。
“他真的這麼有錢嗎？我看他答應的這麼爽快……”
安意有些懷疑路鳴是不是假意答應，然後回頭就忘了。
這可不是一筆小錢，而是一筆鉅款，更別說軍火、電臺、藥品這些國民黨嚴控的物資，路鳴怎麼能弄到手呢？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錢，不過在上海的富二代裏，他可能是最有錢的，當然也是最低調的。”董先生說道。
“我真是不懂了，他這樣的人爲什麼不好好的做實業，幹嘛去當特務？”安意不解道。
“他不是都說明白了嘛，是他後面的人也就是盛有德安排他這樣做的，他沒有選擇權。”董先生淡淡說道。
“原來他也是一個可憐的人，不過是別人手上的棋子。”安意有些鄙視道。
“話不能這樣說，我們也是組織派來上海的，難道說我們也是組織的棋子？”董先生對安意的幼稚想法實在是忍不下去了。
“他怎麼能跟我們相比，我們是幹革命的人，爲的是解放全中國的勞苦大衆。”安意仍然堅持她的根據地思維。
董先生聳聳肩，他並不喜歡安意說到革命者時的那種天然的優越感。
董先生認爲，革命者並不具有天然的優越性，相反，革命者應該把自己和最底層的人民羣衆聯繫在一起。
在董先生的心目中，人民羣衆是革命的土壤，是養育他們的大地母親，他們不過是這塊土壤上生長出來的一根堅韌的野草。
不過董先生今天實在是有些累了，腦袋裏嗡嗡作響，不想再爭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