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剛纔做的是一個夢！”紀曉嵐自言自語道，看看窗外，月亮快要落下，隱隱約約地掛在東方的天空。
紀曉嵐拍拍腦袋，有點疼，便哈欠連連地回到牀上睡覺。是夜，再無夢。
……
當時正值乾隆中期，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政治經濟軍事都發展到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峯，文化事業的勃興成了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要求。學術界出現了收集整理貯藏古代典籍的呼聲。
朝廷方面，從康熙年間，就有了博採羣書之議。康雍兩朝編輯刊印了一些規模較大的類書，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
乾隆皇帝在武功顯赫的基礎上，也要通過文化事業來標榜文治，體現和張揚祖國大一統的氣象。
1741年，曾下詔徵書，要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求訪元明及本朝學人著作。
1772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再次頒詔求書，詔書說：“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匯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要求直省督撫學政加意購訪。匯至朝廷後，令廷臣檢核，存以備覽。十月十七日，又諭各省督撫：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請設法訪求。徵書詔下，各地積極響應，紛紛將所徵書籍的目錄上奏朝廷。
在編纂四庫全書之前，他們都參考着明朝一部著名的類書，就是《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明代永樂年間朝廷命學士解縉、姚廣孝等編纂的一部宏大的類書。永樂元年七月開編，耗時六年完成。
《永樂大典》以韻字爲順序將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合爲一編，共收書二萬二千餘卷、一萬一千九百餘冊。
《永樂大典》編成後只繕寫了一部，貯藏於南京文淵閣。後又編了副本，正本貯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
明亡之際，南京原本與北京文淵閣正本並毀。副本倖免於難，但經輾轉搬遷，逐漸鮮爲人知。清初浙江文士朱彝尊入仕進入翰林院，尋訪此書不獲，時常嘆息：“被李自成襯馬蹄矣！”
其後，全祖望、李紱於翰林院典籍庫中發現《永樂大典》，一起抄錄。李紱日讀二十本。但是，這個工作沒有繼續下去。於是，《永樂大典》重被棄置埋沒。
紀曉嵐在翰林院時，於敬一亭見到了《永樂大典》。每當曬書之日和值夜班時，紀曉嵐就抽空去翻檢。他使出過目不忘的本事，暗暗背誦，基本上記住了大致內容。
朱筠翻閱《永樂大典》當在紀曉嵐發現之後。對於紀曉嵐發現《永樂大典》一事，紀曉嵐的門生又是四庫館員的劉權之在《紀文達公遺集序》寫得明白，應當不是虛妄。
四庫館相應設立了龐大的組織機構。總裁以下，有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有總閱官，總理閱定各書之事；有總校官，總理校訂之事；有翰林院提調官、武英殿提調官，管理提取兩處藏書之事。總纂官之下有各纂修官，總校官之下有分校官。另外還有掌管圖表的繪圖官、負責各處書籍出入的收掌官、專任刻印裝訂整理之事的監造官，加上謄錄者等各種工作人員，號稱館員三千。四庫館中集中了一大批學識淵博、底蘊深厚的學者。要率領這些學者，完成如此浩繁的編纂任務，必須有一個博古通今知識淵博，學識高深衆望所歸的大學者統攬編輯全局，總纂官成了關鍵性的人選。
開初不同意編書的大學士劉統勳，深知此項工程的不易。他必須刻意尋找推舉稱職的總纂官。劉統勳對於紀曉嵐的博識多才有深切瞭解，因此，他首先就想到了紀曉嵐。他被命爲四庫館首席總裁的當日，和諸位總裁、副總裁聯合上摺子稱：《四庫全書》集藝苑之大成，考覈宜歸精當。……至各書詳檢確核，撮舉大綱，編纂總目，其中繁簡不一，條理紛繁，必須斟酌綜覈，方不致有參差掛漏。臣等公同酌議，查現在纂修翰林紀昀、提調司員陸錫熊，堪膺總辦之任。
按照《四庫全書》的編纂程序，各纂修官先對各類書籍加以清理、甄別，包括《永樂大典》中的書、內府藏書、各省進呈及私人進獻的書。然後對這些書進行詳細考訂校閱，爲每種書撰寫出《提要》初稿。《提要》敘述作者的生平事蹟、本書要旨、是非得失。纂修官對所校之書還要提出應刊刻、應抄錄、酌存目、毋庸存目等處理意見，最後集中送到總纂官處。總纂官對入選的各篇《提要》逐一進行認真細緻的修訂，從作者的年代、爵裏、生平事蹟，到著作的內容大旨、長短得失，乃至別本異文、典籍源流，在纂修官所撰原稿的基礎上，或增或刪，或分或合，反覆修改；就連各篇提要的行文風格，也都字斟句酌，再三潤飾。四庫館總裁于敏中曾經寫信給陸錫熊說：我深知《提要》稿的修訂與定稿實在困難，如果不是足下及曉嵐學士，這個工作無法完成。其他諸公中雖然有人自高位置，但我是不敢信任他們的。紀曉嵐不負衆望，各篇提要經他筆削考覈，一手刪定後，無不燦然可觀。
《四庫全書》的編纂，在中國學術史上矗立起一座豐碑，對乾隆皇帝來說，也是他赫赫武功之外的一項文治盛舉。
自從紀曉嵐作了那個怪夢之後，他身體內的鄧建軍由於被類人文明提取了記憶，便忘記了銀河聯盟給他的提示信息，只是還記得他不幸的童年。他漸漸也覺得未來沒有多少值得他去留戀的東西，反而這段編纂《四庫全書》的日日夜夜讓他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