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而言，控方必須提供證據證明以下四點。第一，涉案科研項目的預期盈餘是多少。第二，得出該預期盈餘數字的根據是什麼。第三，評估科研項目預期盈餘方法本身的合理性。第四，森本行爲與企業盈餘未達到預期的因果關係。”
“未能證明上述四點的，應當視作檢察廳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森本行爲侵佔公共財物！”
剎那之間，這位辯護律師立刻從舉證責任的角度加以反擊，數語之中，竟又將檢察官所發起的雷霆攻勢給一一瓦解。
巖永微微眯了眯眼。略作思索，他決定再度切換進攻的角度。這位資深檢察官開口道，“裁判長。無論森本取走的錢款究竟是屬於公共資金的盈餘，還是會社企業的自有資金，都不影響森本行爲的定性。”
“原因很簡單。我想提請法庭注意，本案之中產研企業的特殊性質。產研企業並非一般的經營會社。其與大學簽訂有關協議，自願將大部分權利自我限縮，以換取科研資金的注入。具體的限制包括，產研企業的董事必須要有大學人士，相關會社的公章與大學人員共同監管等。這些退讓都表明，產研企業不能等同於一般的私營會社。其與大學簽訂的合作協議，實質上已將產研企業變爲準公共性質的企業。產研會社必須按照有益於促進科學進步的宗旨來運作。”
“因此，產研企業性質乃是特殊的。哪怕是所謂企業的自有盈餘，也不能完全視爲是私人資金！辯護人的觀點是在故意模糊產研企業的性質！”
檢察官又一波洶涌的的攻擊襲來。
這一次，巖永直接抓住了產研企業的性質，發起進攻。如果，整個產研企業都被認爲是帶有公共性質企業的話，那爭論森本套取的究竟是企業自有資金，還是公共資金這一難題，則將不復存在。
北原略微擺弄了身上的領帶，臉上的表情依舊淡定而又從容。他開口道：“檢察官所認爲產研企業的性質帶有公共性，這一觀點並不正確。從市役所的公司登記資料來看，涉案產研企業的歸類仍爲營利法人，而非公益法人。也就是說，它們公司登記資料上的正式法律分類就是私有會社，而不存在檢察官所謂之公共性。”
“其次。”北原從身後的辯護席抽出一張A4紙，上面正是關於產研合作戰略的介紹，“當初，京都大學推行產研合作戰略的目的，就是要將追求商業利潤的進取精神，引入學術界中，以一掃學界沉悶的官僚風氣。所以，從產研合作戰略本身的宗旨而言，我們也難以得出結論說，涉案企業即是帶有準公共性質的企業。”
“同時——”北原的聲音繼續道，“涉案的協議完全不能夠被解讀爲公共協議。其就是單純的民商事協議。對於公司的董事、公章、人事等安排的限制，是常見的母公司對於子公司的控制安排。這些規則和限制，不能夠被視作爲涉案企業帶有公共性質的證據。”
“一派胡言！”巖永再度放大聲音，“在貪污如此之鉅款的情況下，還保持所謂刑罰的謙抑性，這是在縱容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
“涉案協議具有公共性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科研資金在進入產研合辦企業之後，仍需準守相應的使用規則。這在某種程度就表明案涉的公共科研資金並未完全轉化成爲會社的私有財產。因此，從這點上來說，產研企業由於公共資金的注入，必然也具有公共性！”
北原冷笑一聲，“公訴人之所以屢屢糾纏所謂公共性質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在於想要論證森本侵佔了公共財物。然而，這一論證，兩個環節缺一不可。第一，是被侵佔的財物是公共財物。第二，是侵佔行爲本身的存在。”
“就第二點而言，從學術振興會在往年對涉案企業的考覈評定以及各個項目的環節審查上，均給予‘認可’的評價標準。而學術振興會的審查，既包括對研究進度的審查，也包括對科研資金使用的合理性審查。從這些涉案企業都通過學術振興會審查的結果來看，恰恰反而能夠證明森本行爲的違規性程度並不嚴重，沒有達到犯罪的程度。”
“也就是說，涉案企業以及相關資金使用環節，均有學術振興會審定覈查，確認沒有明顯問題。在得到相關合法性背書的情況下，檢察廳仍然一意孤行，對森本提起公訴，難道巖永檢察官是自信自己要比學術振興會的專業人員更加了解科研嗎？！”
“真是顛倒黑白！”巖永大聲駁斥道。這位資深檢察官的眉毛抖了抖，微微挺直上身，神色變得更加嚴厲，“學術振興會給出的‘認可’評價，不僅不能爲森本作爲辯白。恰恰相反，還是森本欺騙學術振興會，致使國家對於科研資金的真實使用情況產生錯誤認識的鑿鑿鐵證！”
“森本用這些不真實的開支，才矇騙學術振興會在辯護人所謂的‘考覈評定’中，給出了認可評價。這更加證明了森本採取手段，從產研企業之中騙取資金的犯罪事實！”
巖永的聲勢再度提高了幾分。
那一聲聲威嚴的訓斥，猶如驚雷在法庭上炸響。
電閃雷鳴之間，對面辯護席上的兩位律師，頓時顯得勢單力薄起來。在風雨飄搖之間，他們究竟能否在法庭辯論上，爲森本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