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蔡通和度支衙門來說，即便每年撥出二百萬貫的經費充當黃河綜治工程的借貸利息，也只能以年息八釐的較低利率水平維持四年四千萬貫的借貸總量，每四年就必須清償所有的本息，否則根本維持不下去，好在鄭克臧也想到了這一點，願意修一段河道便出售該段沿岸的田土給債券持有人以維持朝廷信用。
可惜鄭克臧算盤雖好，等到蔡通和四海、通海兩家準央行聯繫後，才發現根本借不到錢。借不到錢？這下讓度支衙門暈了。莫不是借貸利率太低了？可是拉高了利率，利息支付上就存在問題了，總不能讓庫房裏餓死老鼠的度支衙門上下再勒緊褲腰帶吧。什麼？利率提到一分五也借不到錢？四海、通海，你們過分了，這是朝廷公事，再說了又不是問你們借錢，而是讓你們牽線跟全國兩三百家錢莊借錢，你們裝什麼大尾巴狼，度支衙門還能兩號的股東呢，雖然沒償還完購股價款之前不能行使股東權利，但也不能如此敷衍不是。
然而四海、通海兩號的主持人卻把難處放在了檯面上：沒錯，兩號如今並不經營實際存貸業務，可鑑於鄭克臧在武成十三年出售兩號股權、武成十六年出售太平冶鐵場、武成十八年宗藩大借款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行動中抽走了市面上絕大多數的銀根，導致如今各家錢莊實際存銀不足，在可能出現擠兌的威脅面前，華夏朝廷出再高的利息，只怕也無法借到錢。
蹴鞠又踢回了鄭克臧的腳下，可得到度支衙門彙報的鄭克臧卻勃然大怒，他認爲蔡通和度支衙門是被內廷經理處給忽悠了，什麼抽走銀根，市面緊張，簡直是一派胡言——武成十三年出售四海、通海兩號股權的收益中的絕大部分是花在戰費上了，出售太平冶鐵場的收益被兵部存回了錢莊生息，剛剛過去的宗藩大借款也多數用在了國內貿易上，市面上絕對不會缺錢，錢莊票號也不可能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問題的關鍵還是利率方面，錢業總會顯然是想趁火打劫，內廷經理處更是爲了分薄宗藩借款的信貸壓力在推波助瀾。
於是鄭克臧把內廷經理處幾名會辦、幫辦直接喊了過來，在鄭克臧的壓力下，內廷經理處不得不決定內廷每年購買三百萬貫的黃河（綜治）債券，四海、通海錢莊方面也跟着答應每年各自消化一百萬貫的黃河債券，至於剩下的五百萬貫，則由兩家準央行出面說服各家錢莊以抵押在兩家內的開業準備金購買。
南宋、明末都是中國經濟極度活躍的時代，可以說都觸摸到了資本主義的門檻，之所以最終沒有越過這個門檻，外敵入侵打斷進程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工商業獲利者將所獲利潤轉移到土地經營上，使得繼續發展缺乏足夠的後勁。對此，鄭克臧自然不願意重蹈覆轍的，但錢莊方面的話明顯是誤導，就連不是經濟學家的鄭克臧也知道，低利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作用。因此，兩家準央行反對的唯一理由無非是擔心利潤率下降後，有興趣經營錢莊票號的人會減少，錢莊票號的相關業務也會減少，進而影響到了四海、通海這兩家準央行在準備金等方面獲取的預期利益。
利益部門有自己的小算盤是無可厚非的，但危言聳聽就不對了，但鄭克臧並沒有直接處理內廷經理處和兩家錢莊的高層，畢竟換人來做，日後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因此關鍵在於華夏朝廷如何進行利潤導向——華夏是不抑制土地兼併的，這是因爲華夏有足夠多的土地等着失地流民填充，也是因爲失地流民同樣是工商業的所需要的，但這並不意味着鄭克臧默許投資土地可以獲得超額利潤。
很快，農政衙門根據鄭克臧的指令對提高全國田賦徵收水平進行了討論並徵詢了各省各府州各縣農政部門的意見——華夏的田賦收取量是在清代田賦收取量的基礎上進行攤丁入畝後得到的，因此實際賦稅壓力是很高的，只是華夏不收取正賦以外的折色、火耗、鼠雀耗等雜賦、攤派等加徵，所以才顯得較明季和清代略低——正是因爲原本的賦稅壓力已經很沉重了，地方農政衙門有致一心的共同表示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負擔，更有不少的地方主官出於憂國憂民或沽名釣譽等原因連發奏章請求朝廷適當減稅，當然意圖阿附鄭克臧的官員也有，因此整個武成十九年的上半年，華夏朝野因爲田賦加徵的問題亂成了一團。
對於朝野的擔心，作爲祕書機構的翰林學士院幾名翰林學士向鄭克臧提出一個實施梯級稅率的建議：以戶口內人均耕地在十（夏）畝及以下的，按原有徵收水平徵水平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十（夏）畝至五十（夏）畝之間的，超過十（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零五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十（夏）畝至五百（夏）畝之間的，超過五十（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五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百（夏）畝至五千（夏）畝之間的，超過五百（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千（夏）畝以上的，超過五千（夏）畝部分一律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徵收田賦；功民、爵民應繳田賦將在扣除其免稅部分後再行計算；另外原來對非自營性土地執行的百分之十五的額外加徵依舊照常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