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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宋史紀事本末》爲百十九人，《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也說百九人。但是，《宋史·徽宗本紀》、李埴《皇宋十朝綱要》都說是一百二十人，現統一說法第一批入元佑黨籍碑爲一百二十人。根據徽宗本紀，徽宗於重寧元年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庚子，以範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
（注二）徽宗本紀（二）中所說的一百二十人和名單所列的一百一十九人所差一人，定爲張商英，因爲崇寧二年，張商英列入元祐黨人。根據《宋史》崇寧二年“八月戊申，張商英罷。辛酉，詔張商英入元祐黨籍。”這裏明確說徽宗親詔將張商英入冊元佑黨籍。而第一個元祐黨人籍碑120人專門網羅的是元祐黨人，故張商英在劫難逃。同時，下詔立碑和下詔定張商英爲元佑黨人只有不到一年時間，碑文加入他一個名字應該來得及。還有，爲了保證詔書的正確，在原來一百一十九人的基礎上，再加一個張商英很有必要，何況這個人還是徽宗親自下詔釐定的元佑黨人。
（注三）《宋史紀事本末/卷49》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範純仁、韓忠彥、王珪、樑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範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範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範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範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於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遊、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餘爽、常立、唐義問、餘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刔、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考證：這個名單雖然直接是一百二十人，可是其中的呂公亮，除了這裏出現，其它史籍均無記載，他既然名列前茅，不見他的事蹟絕無可能，由此可以判定這個人是錯誤記入這個名單，實際上並沒有這個人存在，故此這個名單的一百二十減去呂公亮，依然是一百一十九人，加上張商英才足一百二十人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