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直到現在，才真正鬆了一口氣。
他以前可沒少思考，有宋一代到底最大的癥結在哪裏。
就是那些皇上，存心做壞事的真是不多，除了殺害岳飛的趙構以外,主流就是糊塗。
糊塗的基本概念是想做好事，卻不知道什麼是好事，把壞事當好事，結果越努力越壞事。
除了最壞的趙構，其次就是徽宗，他什麼都會卻不會當皇上的致命缺陷,導致他凡是以皇上名義做的事情,全都是對宋朝有害的壞事。
比如他信任六大奸佞,可能他是想管理宋朝國政，實際上六大奸賊乾的都是禍害北宋。
比如他修建艮嶽，興起花石綱，有改變汴梁風水強大北宋的願望，卻讓民衆苦難太正，毀壞了北宋的根基
他支持的蔡京等人重啓變法，試圖解決三冗積弊，卻成了各種問題更加嚴重的導火索。
其實各種問題的根源，岳飛認爲，還是在最根本問題上的顛倒黑白。
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重新釐清，就是那些昏君奸臣在認識上不知道天理是什麼，行爲上都是反天理。
可以看看宋朝的皇室，從一開始就是違背天理，在趙構趙佶朝代，更加變本加厲的一條，就是認爲地製造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他們不見得所有人都有意紛爭，但是行爲卻都導致紛爭,當然也有惡劣的皇帝和官員，他們就是有意搞紛爭，比如那個元祐黨人案。
這些人雖然人數不是太多，但是他們的能量卻很大，可以主導朝政、甚至裹挾皇上。
當然，那些皇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據此擺脫自己的責任。
他們統治的時期，可以因爲“爲尊者隱”的原則，把責任都推到替罪羊身上，比如殺死岳飛，全都怪罪秦檜，可是那個殺害岳飛的聖旨，秦檜是不可能頒發出來的，那是趙構的獨有的作爲。
那個時候，爲尊者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趙構還是好好當他的皇帝；可是現在沒有必要再爲他隱瞞什麼東西了，相反他就是一個歷史罪人，給宋朝給歷史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深重災難，必須認清他的真相和罪責。
具體罪惡就不說了，他也正是最大的悖逆天道的罪魁，當然還有趙佶,這對父子綁在一起。
岳飛的時代，也正好是這對父子當道的時代，所以岳飛尤其重視對這個時期的思考。
一個總的概念，兩宋的滅亡就是在這個時代完成的，北宋亡在徽宗手裏，南宋在趙構手裏失去恢復舊有領土奪回中原的希望，因爲他親手扼殺了宋朝復興唯一的希望——岳飛。
趙佶趙構這對父子之所以要對宋朝滅亡負責任，是因爲他們二人將兩宋的所有弊端都搞到極致，而且在這個基礎上，還製造了更加惡劣的弊端。
就說宋朝從根本上的自我閹割吧。
這個自我閹割，特指按照正常的設計發揮它們的應有機能，它本來應該強大和高效，這是它的正常技能，可是將這個正常機能在被閹割以後，就變得實力上的虛弱和效率上的拖沓，這就是爲什麼宋朝被形容爲積貧積弱的由來。
積貧積弱並不是宋朝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而是因爲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閹割以後造成的惡劣後果。
它的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科考取士的嚴格選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以及進入官場的監督和考覈制度，都保證了宋朝的官員基數非常龐大，再加上進入官職隊伍的其它渠道，這個數字就更大。
其實，封爵、蔭補、功勳等渠道進入官員隊伍的，雖然不是通過科考的十年寒窗空甚至一生苦讀書，其實條件也是非常嚴格的，他們的水平可能比不上那些頭三甲高材生，起碼不會低於平均水平。
也就是說，這些積壓在人才庫裏的最優秀的官員後備隊伍，遠遠高於宋朝官場包括武政的實際需要。
如果作一個世界範圍的概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朝的官員儲備，可以滿足全世界所有邦國管理上的需要。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問那些皇室決策者，你推行這樣的官員體制和相關的制度，到底想幹什麼？
如果你準備了十個人只需要一個人，而基本俸祿卻要給所有人發放，因爲你限定他們只有在那裏空等、你的俸祿是他生活的唯一來源，這個三冗中的二冗，冗員和冗費如何能根除？
這裏我們看到，三冗中的二冗冗員冗費是宋代皇帝造成的，是制度性的弊病，皇室自己不認識不改正，而且從根本上改正，即使累死小打小鬧修修補補的王安石也解決不了，王安石最多能做到的，就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但是病根在心臟，他卻束手無策。
而且他的對症下藥，也是治標不治本，就是從擴大財政收入上人手，如果財富不增加，這個只能加劇矛盾；外加本來就矛盾重重的財富均衡問題，稅負不合理問題，變法只能是火上澆油。
簡單舉例，平民百姓的稅負已經到了最大限度，只要再加一根稻草，他就崩潰破產了，你如何能給他們增加稅收依然讓他們生存下去？誰都知道，他們如果不能生存下去，就是現有的賦稅都不能保證了。
而對那些本來沒有稅負和稅負比較輕的人，你如何讓他們掏出更多的錢來？泛泛的稅法條款根本不解決問題。
一種變法，還沒有出籠，就知道它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引發許多新的矛盾，解決這個問題和矛盾，哪怕是推行新的法規，都需要更多的官員和費用。
而變法的根本目的是減少冗員冗費，伱這樣搞豈不是南轅北轍嗎？
由此可見，一將無能累死三軍，在官場上也是一樣，皇上根本就錯了，下面的官員累死也解決不了問題。
只是稍微變化一下內容，就使得問題更加嚴重，就是一個皇帝昏庸，累死滿朝大臣小臣的效果。
可見，如果想變法，其實不光變法，任何事情都一樣，都必須兩個前提條件。
第一，皇上的毫不動搖的支持。
第二，皇上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並且推行正確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皇上理解和遵循天理/天道。
遺憾的是，宋朝沒有一個這樣的皇上。
尤其是徽宗和高宗時期，在悖逆天理的方向上登峯造極，從來沒有正常的皇帝走得如同他們那樣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