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胡靖更是坐立不安狀，面對松江府上下百十官員，諂媚的、送禮的、冷眼旁觀的、威逼利誘的，胡靖只有查辦權，沒有任免權，這些從上而下結成的利益鏈，把胡靖撇在了圈子外，查一處牽連一片，查一人牽連一串，蘇松地區又是門閥世家衆多，沒幾日就驚動了整個應天府。
急派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前來蘇松，崔恭字克讓，正統元年進士出身，曾任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疏浚漕河，大治吳淞江，民賴其利。升吏部右侍郎，尋遷左侍郎。成化五年轉南京吏部尚書，也是一枚官場老油條了，崔尚書爲官還算正，爲人也隨和。
南京朝廷派了這樣一位“高官”說是來協助胡靖辦案，其實就是監督，南京作爲大明的一個備份朝廷，蘇松乃是根據地，出了什麼事好第一時間知道。還有崔恭曾任蘇松御史巡撫，也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容有差錯。
明朝除了在北京有一套行政班子之外，在南京還實打實地有一份“備份”，明朝開國時朱元璋的目光不是投向北平，而是當時的開封，就連老家臨濠都想設爲中都。靖難之役促成了兩京制的出現。朱棣奪權之後，選擇在北京進行登基大典，而當時明朝的都城是南京，遷都計劃已不可避免。
但是由於明朝的以孝治國理念，使得朱棣不敢貿然取消南京作爲都城的地位，就這樣，明朝開始奉行“兩京制”，名義上擁有兩個中心。
朱棣在北京繼位之後，仍然選擇保留南京的都城作用，原因除了明朝以孝治國的理念之外，還考慮到經過唐宋時期的發展，以及元朝蒙古人的統治，導致大量漢人南遷，經濟文化中心不斷南移。
雖然政治功能不復以往，但是其依然可以發揮經濟功能。南京作爲“陪都”與之前的多都制不同，其最大的特點在於都中仍然保存了與朝廷相差無幾的行政機構。
就連官員、太監等職務的設置都相當於“備份”。包括六部、都察院、五府、內廷在內的朝廷機構一應俱全，作爲經濟中心，擁有這配置是十分完善的。由於政治中心已經遷往北京，所以主要文武官員也遷往北京居住，留在南京的官員人數較少，且職權範圍也只侷限於南京之內，大多爲虛銜，兩者權力差距極大。
南京的官員大多很清閒，可以算的上是養老之地，很多在北京不得志的官員都會被分派到這裏，大家其實也心照不宣，來到南京意味着可以養老歸家了。
兩京的存在爲明朝黨爭之禍開啓了方便之門，到了明朝中後期，南京的失意官員一般都是東林黨成員，兩黨之間各割據一京，經常出現互相貶低，針鋒相對的情況，明朝的滅亡與黨爭脫不了干係。
看起來，從朱元璋時期，明朝的皇帝們就都是預言家，不知道是不是受劉伯溫的影響，明朝皇帝都能給後代的子孫們留個後手，這似乎成了明朝的一種特色。
終明一朝，北方蒙古問題始終是心腹大患，南京除了靠近江浙賦稅之地，並沒有什麼政治地位。南京依然是名義上的大明陪都，這是爲什麼呢？因爲明朝遷都北京，是朱棣和江南貴族鬥爭和妥協的結果。作爲洪武朝最強悍的實力，淮西派和浙東派此消彼長，深刻影響着明朝前期的政治形勢，左右了明朝前期的大政方針。
雖然朱棣篡位了，但是不代表朱棣的北方地主就徹底壓制了朝中原有的南方地主集團。朱棣想要遷都時，遭遇的反對之聲不絕於耳。畢竟這裏是南方地主的老巢，如果跟隨朱棣前往北方，也就意味着老虎離開山林，蛟龍離開了深淵，是非常致命的打擊！是難以接受的！
朱棣比較強勢，但是大部分朝臣還是盡己所能阻止遷都。因爲遷都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還不如現在就因爲反對朱棣而被咔嚓掉！
大明朝除了“天子守國門”之外，另一個悲壯的舉動是“君王死社稷”！如果有朝一日，北京被圍攻，那麼皇帝往南京一遷，立刻就可以開展工作，相當於公司搬家，絲毫不耽誤工作的開展。
看起來無懈可擊，實則漏洞百出。“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史實既雄壯又悲涼，既令人自豪有浸滿血淚！
胡靖到底年輕氣盛，在崔恭的反對下上疏了揚州常平倉及松江鹽稅、茶稅逃避之事，崔恭爲官幾十年來，也知道目前的弊端出自那裏，要查辦最終會找幾個替罪羊出來頂事，根本傷不到廟堂上半分毫毛，如是這樣，何必去捅破呢，皇帝多年未上朝了，這些事最後會落到宦官梁芳手中，指望“紙糊三閣老”，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幾日後，就在客棧後園內，朝廷緹騎中官一行宣讀旨意，讓陶魯失魂落泊。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接下去一段聽不懂得廢話，最後是朕聞褒有德，賞至材，平安伯章子俊、都察院副都御史陶魯、御史胡靖忠正，宣德明恩，守節乘誼，以安社稷，朕甚嘉之。兩府巡按即止回京另有加賞。欽此！
這種旨意明顯不是皇帝本人所出，可能還不知情，內中的操作可想而知，聖旨中大其褒獎，實則卻是免去了兩府巡按之職，難怪陶魯失落。
目前的朝政先有內閣替皇帝票擬，票擬又稱條旨、票旨、票本、擬票，是內閣大學士用墨筆在小票上寫下意見，再將小票貼在奏疏上，交給皇帝以備決策參考。內閣獲得票擬權的同時，宦官二十四衙門中最重要的機構---司禮監也獲得了批紅的權力。批紅是指司禮監秉筆太監按內閣票擬的意見經皇帝審批後用硃筆代皇帝寫出，如此一來，章奏批答多半經由宦官之手。
權力之大可想而知，司禮監被稱之爲“內相”。
在章子俊看來，實屬正常，因爲自來到揚州後，所有的一切無不跟一些朝廷大佬有牽連，查辦下去的話，首先就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關注，這個“旨意”來的很快，證明廟堂上有人急了。
章子俊朝中無人，自從李賢及岳父大人離去後，在朝中再沒有了勢力，好在有一個伯爵的稱號，還沒有人想扳倒自己，在回顧這些年來在官場上的所爲，章子俊儘量不去得罪一些人，能避者避，做事圓滑，從不做出頭檐子，得益於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的“未卜先知”。
陶魯的失落是在自己即將致仕時，最後一趟差事搞砸了，不夠完美，勢必會影響到致仕後的待遇，古人對待名聲很是看重，做人有名聲，做官有官聲，所以陶魯僱了小船從運河先行一步回京，而章子俊決定去一次南京會一會幾位老朋友曹衡、李鈞，當初曹衡授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這幾年來，以升任大理寺左少卿，李鈞當初爲授南京工科給事中，現在已是南京工部郎中，這幾年來雖只是每年有一、二封私信，既然到了江南，還是見見好，在古代隔千里，交通不便，說不定什麼時候再也見不着了，還要去杭州桐江老丈人家給姚夔下葬，最重要的一個心願就是去浙南浦江縣看一眼，這是章子俊時不時在夢裏出現的那個小山村。
當知府張璡得知陶魯一行是巡按後，着實嚇出了一身冷汗，而年輕後生是“平安伯”時更加震驚了，直到朝廷的“旨意”不是要查辦，而是“招回”他們，又鬆了口氣，在這一驚一嚇之下，也就知道該怎麼去做了，陶魯僱的小船就是張璡爲之，這叫送佛送到西，這位伯爵要要去桐江，連忙僱了一艘大船，另外加上四名差役護送，等一一送走了這二位“大佬”，再回想起這一陣的騷操作，張璡睡不着覺了。
現在揚州府很熱鬧，右都御史周瑄，巡按御史洪性這二位在張璡看來，也是很扎手的，一時之間還當是自己的把戲穿幫了，後來才知，原來這二撥人馬不是一夥的，才放下心來。感嘆道：“等這一波過後，自己也該致仕了，回老家養老算了，在當今這樣的官場，爲官風險太大了，人到了一定的歲數，才知感悟，縱觀一生，爲朝廷付出的到底是了什麼，年輕時爲了考取功名，雄心壯志，一入官場首先是站隊，爲了保持烏沙不落，做了許多違心之事，可結果只是維護了朝中某人而已啊，自己卻什麼也沒得到，不如早早歸家，抱孫兒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