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說的“宋明理學”，其實是由“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兩部分組成。因爲“程朱理學”在元朝、清朝這兩個北方少數民族統治政權時代曾經得到了官方統治階層的大力推崇，因此在清末民初時代，程朱理學曾經被一大批學人嚴厲批判爲君主專制的幫兇學問。
而同樣爲“宋明理學”範疇的陸王心學卻得到了清末民初的許多學人的青睞，其中，尤其是明朝王陽明心學得到了許多近代學人的推崇，王陽明學說甚至得到了民國時代一大批官方官員的青睞。
對於這些爭論，章子俊是很明白的，可此時的陳獻章心屬“陸王心學”，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江西金溪人，宋乾道八年進士。由於陸九淵與朱熹同輩，又參與過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講學活動，再加之生前曾與朱熹進行過聞名文人領域的“鵝湖辯論”，因此，南宋時代，思想文化領域裏一度有“朱陸”之稱。
陸九淵通過一系列反詰的方式而嚴厲批判了程朱理學創立的“存天理，滅人慾”之說，甚至譏諷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之說的理論淵源雖是《樂記》，卻在於儒者誤讀了老子之說。最後，陸九淵提示自己的“正道”之說，曰：“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
對於陸九淵的“中周正心”之說，陳獻章也有許多疑問，陸九淵與朱熹一樣，也十分篤信邵雍的“皇極經世說”和劉牧的“河圖洛書”之說，唯一的區別是，陸九淵不像朱熹那樣篤信二程，他甚至對二程的一些學術思想有嚴厲的批判。由此可見，說陸九淵的學術淵源是佛學，是說不通的！
陳獻章主張“靜中養出端倪”，看重“靜”的工夫，因爲“靜”即不累於物，不溺於俗。“靜”可以去擾，“靜”能平心氣，“靜”中有思，“靜”中有悟，“靜”中能養出“端倪”。何謂端倪？“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這“端倪”能意會到，但還真不好說出來，它實際是對“道”的一種體驗式的理解，這是一種直覺思維，也是一種道德實踐的體驗?虛明靜一者爲之主”表明“心”具有主體、主宰的意義。心的主體、主宰意義表現在心與身、心與事、心與理等的關係中。心與事合，心與理合，形成了心無內外、理無內外的內與外合一關係。心與理、心與事、心與形雖然是合一的，但心對於理、事、形始終處於主導地位而具有核心價值。天地萬事萬物因心而存在，因心而具有價值。這樣就否定了“中周正心”中的許多學說，更別說“程朱理學”了。
在章子俊看來，不管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有利於統治階級，都是對孔孟，董仲舒等儒學的發展，承認理的存在都是唯心主義思想，都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不同點：程朱成理學是客觀唯心主義，主張通過“格物致知”的的方法來把握理，陸王心學是主觀唯心主義，提出“發明本心”以求理的方法。
總之，王明陽心學的出現，是推動了當時社會的發展，促使了思想文化的進步。
陳獻章跟孔府中的老學究李敏軒發生衝突，事情鬧的有點大了，李敏軒提議明日在孔廟學府開經辨。孔府中有五經博士、學士、儒家大學專注於發揚儒學，維護孔子學說，研究經世之道。居住在孔廟周圍的這些隱士都是這些人的門客，稱爲孔府儒生。
章子俊很頭痛，要是知道將來不管是程朱理學還是王陽明的心學，統統會被歷史的潮流而拋棄，也不用等到將來，到了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就被否定了，用黃宗羲的思想主張是，認爲天下爲主君爲客，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倡法治，同時也反對重農抑商的政策，倡導發展商業！
如果此時章子俊拿出黃宗羲的這一套學說主張出來，肯定被噴的狗血淋頭，黃宗羲認爲君主一人執政是阻礙社會進步的重大因素，提倡法治，反對一人獨治，從而促進社會進步！當前的君主制就是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這是個坑啊，而且還是個大坑，正因爲是個坑，在和陳獻章結識後，這一路上陳獻章是滔滔不絕地跟章子俊“灌輸”心學理念。而章子俊拍手叫好，這一下讓陳獻章跟章子俊有了共同的話題，可是在章子俊看來，只是一個小小的進步，談不上“改天換地”，而黃宗羲的纔是思想進步的標杆。
因爲明日的孔廟經辨，陳獻章拉着章子俊助陣，好歹章子俊也是學士，還是左春坊學士，在古代被稱爲學士的文人，都是要經過認證的，翰林出身的全被歸爲學士，可不是什麼人讀點書，考個秀才就能稱做學士的。
再說章子俊的這個左春坊學士，雖然在大學士中屬一般的翰林院低級官員的遷轉之階，可也要正五品可以獲得，與右春坊大學掌太子上奏請、下啓箋及講讀之事。不常授，到了景泰年間，也只是倪謙、劉定之而後，僅楊廷和一人任之，後不復設。到了後然內閣成員不能兼任九卿，春坊大學士常作爲內閣首輔的主官職，如解縉(右春坊大學士)、胡廣(左春坊大學士)。後來內閣官職逐步改爲殿閣大學士，並可兼六部職務。春坊大學士就不在作爲內閣成員的主官或兼職，成爲一般官職。
不知道是朝廷遺忘了，還是在那個環節出了紕漏，章子俊的翰林侍講學士被罷免時，並沒有連同把左春坊學士也給免了，可見當今朝堂的亂象。既然朝廷沒有免去，那麼章子俊現在就是大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