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後，繼續痛心疾首道：“聖人言：古之爲政，愛人爲大。又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他不徐不疾，繼續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更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朱夫子再《儀禮經傳通解》中詮釋曰：人爲國本，是以爲政之本也，愛人爲大，即愛民爲大。人爲國本便是民爲國本。因此纔有天下大治時，那麼天下就爲天下百姓所公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既民意高於天意，若天下萬民之所向，即便是天意也需相從。至聖先師至理之中，便是告戒後人，百姓乃是國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穩固住了，則國家自然安定。”
他隨即道：“自有孔聖人以來，此後又有孟子等聖人，在自秦漢延續至唐宋，又出朱夫子、陸夫子，而有今日之儒，可何爲儒家，何爲至道？無非還是這民爲本三字而已。”
“只是這一樁樁，一件件的事，陛下，臣在爪哇，聽聞商賈們傳言中土各種官吏士紳欺民之事，樁樁件件，都如誅心。天下怎的到了這樣的地步啊，吏治不清，則百姓不安，百姓不安，則國家的根本就要動搖，國本動搖，天下就危如累卵，現今之狀，說是禮崩樂壞，也不爲過，禮樂崩壞的結果……就是從士大夫們恣意胡爲，視民爲豬狗而始。”
他這一番話，聲震瓦礫。
此時的解縉，又找回來了十幾年前，在朝中揮斥方遒的狀態了。
他彷彿天生下來，就屬於那種耀眼的人，無論他站在哪一個立場，總是發着光的。
只不過從前他的光芒，不免讓張安世覺得礙眼。
可現在……這似有若無的光暈，卻教張安世覺得順眼得多。
朱棣死一般的沉默。
百官本是最喜歡這樣的大道理的，可今日，這樣的大道理卻聽的讓人不禁心驚肉跳。
“解公……”
終究，還是有人慨然而出。
衆人看去，卻是一個翰林。
這翰林還太年輕，顯然還沒有到牽涉進各種弊桉，被人拿捏把柄的時候。
正是因爲初生牛犢不怕虎，是以他慨然道：“解公既說禮崩樂壞，敢問解公，禮崩樂壞的原由何在呢？據下官所知，今天下改弦更張，自修新政以來，這禮樂便廢弛了，而聖人之書，讀之者越來越少……”
解縉冷笑不語。
半響沒有迴應，翰林特意提高了聲調道：“解公何以不言？”
他咄咄逼人。
解縉這才慢悠悠地道：“讀聖賢書，就可恢復周禮嗎？這我聞所未聞？”
這翰林挑眉道：“難道不是？”
解縉嘆息道：“你讀書，只讀了一個皮毛，看來……這四書五經，你雖熟記於心，卻完全無法領悟，不過是腐儒而已，實在可惜。”
說着，解縉露出痛心之色。
翰林色變。
解縉道：“《論語、堯曰》中曾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公治長》中又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請問，此二句何解？”
翰林下意識地道：“這……這自然是說……”
沒等他說下去，解縉便道：“我來答吧。這是說朝廷應該鼓勵百姓去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朝廷的利益，便是爲民獲取利益而生。這第二句，即朝廷的根本，就在於教百姓得到實惠，需要百姓的時候，應遵守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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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耐心地繼續道：“何謂惠？利也！以利而滿足百姓所需，使百姓安居樂業，得到他們想要的，才能天下大治。可惜你這腐儒，十年寒窗苦讀，所學的不過是言之無物的所謂禮法。”
解縉又道：“《論語、顏淵》中也有這樣的闡述，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可見我世代儒家，所倡導的都是使民富足，因爲百姓富足，則君王也隨之富足，國家自也可進入極盛了。可你滿心想的爲何物？不過是那所謂外在的禮樂，是君王用何禮，諸侯用何禮，士人用何禮？此等淺顯的學問，也敢在廟堂中高談闊論，班門弄斧？”
翰林臉色微變。
解縉道：“既然你說起了新政，那麼……這新政正是聖人的主張，聖人之道，即富民之道，聖人之道的本質在於仁，仁而愛人，方乃聖學。今我觀山東，又見新政之下的直隸諸府，誰能教百姓得到實惠，誰引導了百姓生利，可謂有目共睹。”
接着，解縉冷起了臉來，接着道：“可你這腐儒，雖是年紀輕輕，卻如冥頑不寧、行將就木的不死老翁，在此呱噪，鸚鵡學舌幾句四書五經，就敢放肆，如此妄議新政，議論聖學，真是朽木，今與你這樣的人同朝，實是平生最令人羞恥之事！”
這翰林被罵得狗血淋頭，極力想要辯駁和反擊。
可哪裏有解縉這般的氣勢，何況他這一番高談闊論，雖每一句都出自解縉口中，可每一句，卻都有章可循。
說穿了，都是論語之中記載下來的聖人之言，絲毫不給人任何反駁的空間。
張安世聽罷，禁不住大樂。
在這殿中陷入死寂之後，他冷不丁地道：“對，我也是這樣想的，我心裏只有聖人！”
解縉沒搭理張安世。
卻轉而對朱棣道：“臣蒙陛下厚恩，既格外開恩，準臣入閣，那麼臣豈敢尸位素餐？懇請陛下，明發旨意，徹查天下似山東這樣的弊桉，正本清源，一掃天下冤屈。此事……臣可以文淵閣大學士之身主持，點選人員，分赴天下各府縣，翻閱舊桉，進行清理。”
解縉越說越顯得痛心，早知道這樣，他就該直接說：“陛下……不澄清吏治，百姓必受冤屈，百姓蒙冤，朝廷即便再如何利民，也不過是一紙空談而已。應效京察，對天下各州府進行一次普察，方纔可還天下一個朗朗乾坤，使朝廷的政令得以貫徹，百姓纔可安居樂業，臣不才，甘願爲前驅！”
說罷，拜下，行大禮。
於是殿中又死一般的寂靜。
京察……對於大臣而言，絕對不是好事。
大明雖有京察的制度，可除了太祖高皇帝時還算苛刻之外，此後就慢慢的鬆弛了。
畢竟，鬧的大臣們怨聲載道，實在不像樣子。
因而，太祖高皇帝的時候，是三年一查，此後，就變成了十年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