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以來，民間貿易一直處於小打小鬧的程度，直到隆慶年間，皇帝認爲堵不如疏，批准了海上貿易，史稱隆慶開關——自此，蘇杭地區的絲織品從廣州出發，經澳門、呂宋，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運往世界各地，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白銀流入中國。
對外貿易的利潤有多高呢？把中國的絲綢販賣到美洲可以得到百分之一千的利潤。
這樣高額的利潤讓福建商人紛至沓來：隆慶四年，馬尼拉只有四十多名華人，但到了十六世紀，馬尼拉華人就有兩萬人。
但朝令夕改的封建社會權力中樞制定的政策一直是懸在這些商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有時候生意做得好好的，朝廷突然一個心血來潮又海禁了：比如康熙二十三年一度放寬過海貿政策，開海範圍比隆慶還大，結果沒幾年，又不讓了。
很多商人就被迫滯留在了當地，也有不少人狡兔三窟，早早在東南亞佈置了自己的後路，以防封建政權的“清算”。
因爲稀缺、所以珍惜，這些背井離鄉的商人，更重視“家族傳承”以及“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這回事，稍有實力的家庭就會修祠堂、編族譜，告誡祖孫“日久他鄉即故鄉，晨昏須上祖宗香”。相比於大陸，很多東南亞華僑家庭顯得更保守、更頑固，彷彿他們駛船離岸的那刻起，價值觀就沒有再更新過。
但對於封建政權來說，這幫”海商“確實是一種隱患，首先商人比農民、士子更難控制，你可以剝奪農民的土地、褫奪官員的職位，但你能拿一個滑不溜手的商人怎麼辦呢？
其次他們財力巨大，以明朝末期的大海盜鄭芝龍——也就是鄭成功的父親舉例，他通常被認爲是當時的世界首富。所以就這個問題，任誰是明朝皇帝誰都氣——你小子誰啊，怎麼比我還闊氣？
當然最重要的是，那些東南亞商人，還隨時有妄圖干涉皇權的危險，是不安於室、亂臣賊子的代言人——因爲古代打仗，都是從北往南打，所以皇室餘孽逃命的時候，也都是從北往南逃（所以小朝廷通常被命名爲南宋、南明……）
南宋跟元朝的最後一戰“崖山之戰”就發生在廣東最南端，也是在這裏，陸秀夫背起幼帝驚天一跳。
等到南明的時候，隆武帝朱聿鍵就受到過大海盜鄭芝龍的扶持，不少南明殘軍也逃到了越南生活。再加上不少漢人接受不了清朝“留髮不留頭”的規定，索性盤踞海外不回來了——那對於清廷來說，這不就是反對勢力嗎？
但她的祖父就是呼應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流竄到印尼的。
總之，對於中央王朝來說，這幫“逆賊”不捉拿就不錯了，想要支持啥的就別想了。
1740年，荷屬東印度當局在爪哇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大規模屠殺華人一萬餘名，被稱爲“紅溪慘案”，事發後，荷蘭也很心虛，覺得這事怎麼也得跟清廷有個交代，所以特意派了個使臣請罪。而乾隆的反應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不說人話，他的原話是：“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其實這也差不多就是歷代統治者對於東南亞華僑的態度，他們認爲這些華僑是“自棄王化”，客死異鄉也是活該。而與此同時，荷蘭、西班牙、英國……都在不遺餘力地支持本國商人搞遠洋貿易，所以客觀地說，中國人並沒有錯過風起雲涌的大航海時代。
在下南洋的隊伍裏，不止有男性，也有女性。1920年左右，廣東有了一批立誓不嫁人的“自梳女”，她們能夠擁有“不婚自由”的原因也很簡單：當時廣東有了紡織產業，女性第一次實現了經濟獨立。
1930年，美國提高了對中國紡織品的關稅，出口驟減，生絲價格暴跌，大量紡織廠倒閉，這些女性面臨失業。萬般無奈下，她們坐着輪渡“下南洋”，不少人淪爲了風塵女子，但也有一些成了家政女工，被稱爲“媽姐”——這個稱呼真的既心酸又準確，上千年以來，很多女性不就是“又當媽又當姐”？
其中有一個叫歐陽煥燕的廣東女孩，先是到了華僑陳嘉庚家裏當女傭，日軍戰火燒到了新加坡，戰爭期間，歐陽煥燕帶着陳嘉庚的二女兒四處躲避，忠心感動了一戶姓李的人家。他們聘請了歐陽煥燕，沒過多久，他們家的二兒子留學回國，歐陽煥燕在他們家呆了40年，一路看着他從普通律師變成新加坡的國父，這個人就是李光耀。
歐陽煥燕又照料了李光耀的三個孩子長大，對於李顯龍、李偉玲三兄妹而言，這個講話帶有廣東口音的“媽姐”，是童年最溫暖的記憶。
歐陽煥燕後來回到了廣東，買了個房子，侄子替她請了保姆安享晚年，但這麼幸運的“媽姐”是極少數，她是沾了李顯龍家族的光。絕大多數的“媽姐”都會把積蓄一筆一筆匯給家裏，先是給兄弟、再是給侄子……而她們自己就等着把力氣用完，然後像一片葉子輕輕飄落在人行道上一樣，安靜地消逝在異國他鄉。
林木不記得自己是在哪本書裏看到過類似的記載，他突然想到，鄭齊敏的媽媽，會不會就是一位“媽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