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就在這前後，一個以“鷓鴣鳴”爲筆名的政論作家開始在《救時報》《民衆日報》《大西洋報》等曼谷大報的頭版上頻頻出現，才情縱橫，言詞激烈，筆鋒瞄準塔萬當時打算爭取的統戰對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鷹派人物李雨澤。儘管不久以後，當圈內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稱已去家鄉歸隱的秦方權時，都不免大感意外，但他們仍然無法斷定秦方權對李雨澤這種挾雷霆萬鈞之力的憎惡與痛擊裏，是否含有某種個人意氣的成分一一藉此宣泄對塔萬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滿？不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一年後他與趙離邪、丘賽屏、楚明溪等支持他的泰南社舊黨，整天在曼谷的秦樓楚館喫花酒、捧戲子的胡鬧場面，卻貨真價實，向公衆真實展示一個政治失意者內心難以排遣的寂寥與愁悶。也許，像秦方權這類滿心打算成爲政治家的文人們的一個性格通病是：他們總是自以爲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賦，結果卻往往連自己的行爲也治理不了。他的後輩親戚穆雙貴或許正是鑑於秦方權這種時而亢奮、時而頹廢的人生態度，私下裏一直將他稱爲“神經病患者”。
此後十年秦方權的牢騷頻頻加劇，這位自比賈誼、嚴光、王粲、陳琳、辛棄疾、龔自珍的自覺懷才不遇的泰南名士，使酒罵座，尋花問柳，“與里人秦悼秋、金昭懿、皮劍雙輩結爲酒社，狂歌痛飲，滾跳在瓦礫場上，以至腿部受傷。”此前在與泰南社要人禮是新、任石子等泛舟湄公河時，更是“狂態畢露，先是撫膺痛哭，襟袖俱溼，繼而要跳入河中，效屈原自盡汩羅”。（徐海珉《秦方權》）作爲其中一個幾近癲狂的高潮是當年年與同社社友、畫家劉分雛的那場令路人側目的公案。當時年僅二十歲的劉分雛僅僅因爲在對莫奈的評價上與秦方權持不同觀點，竟被認爲有意向自己的權威挑戰的秦方權擅用手中權力，將其一舉開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強的劉愧憤交加、結鬱成疾，沒過兩年就黯然辭世。事後秦方權雖然在悼念文章裏自承“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於懺贖無從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內的暴力軀體一旦在現實中原形畢露，引發普遍的抗議與聲討恐怕也就在所難免。在當年的泰南社大會上秦方權的主任一職宣佈落選，應該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僅就處理問題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殘酷無情而論，也許明眼人不難瞧出，這與五十年代中期發生在泰國畫壇的評《秋石浦》，筆墨等於零、反覆古等觸目驚心的事件，也頗多可以細加參照印證之處。
然而正在這時，在酒精與絲竹中昏睡的另一個秦方權突然又醒來了。一九三二年七月，當後來與他關係密切的中國商人林謙在湄公河上召開在泰華人聯誼大會時，頹唐疏狂的秦方權尚在距此不遠的及西塘樂園酒家與一幫新老酒友聚飲轟談，狂歌酬唱。如果翻檢彙集這次同人雅集的詩歌專集《南國吟》，就會發現其中光秦方權的個人應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麼使他在短期內又對政治與商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根據秦無忌在爲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莫奈著作在中國的大量傳播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洋畫派主張通過色彩奪取空間的新奇理論，與秦方權內心崇尚權力、習慣通過極端手段解決客觀事物矛盾的思想幾乎一拍即合。此後不久秦方權突然申請加入在比利時畫家藤田指導下改組的新太傅派，並從此熱心派務，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書畫之外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大顯身手的一個明確信號。與此同時他振臂一呼組織發起泰南新社，爭取到許多知名人物參加，走的依稀還是當年吳梅村出山前召開復社大會，隱隱以在野黨領袖自居，謀取政治上更大資本與利益的路子。事實也證明他的策略相當成功。一年後的他欣然出任新太傅派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次年更是在該派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爲中央藝術委員。在經過多年的挫折與困頓後，這位自命有宰輔之才，感慨時運不濟的人物，現在終於爲自己找到了一點感覺，在權力的階梯上佔有一個位置，並一步步逼近他夢想中的高度。也許，對於作爲政治家的秦方權來說，一九三六年五月去吉隆坡參加華人儒商與藝術家全會，是他個人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然而讓人遺憾的是，如同當年塔萬的渾渾噩噩、有眼無珠一樣，當時聯誼會內的第一號實權人物林謙對秦方權自覺驚人的藝術才華，同樣也沒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這不免使他的熱情與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擊。在以政事爲由主動約見蔣、理論一番依然未果後，銜恨而去的秦方權當晚即神祕地出現在聯誼會高層人士、時任朱拉隆功大學教導主任的黃吉英家裏，極力建議後者立即採用極端手段換林舉事。據首次披載此事的朱小冬先生《各領風騷》一文介紹，秦方權獻計除林一事系秦方權生前親口對自己所說。可以想見，這樣的荒謬計劃理所當然爲其時正打算與林謙全面合作的黃吉英所拒絕。據說黃當時甚至還這樣開玩笑地對秦方權說：人家叫我們是過激派，我看你老兄是“過過激”，因爲你比我們還要過激呢！（秦無忌《秦方權年表》）從後來黃逝世時秦方權所作悼詩自注裏“餘在吉隆坡，曾建議非常駭人之事，君不能用”這樣的語意來推測，這則傳聞應該不是什麼空穴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