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的做法到底怎樣呢？莫利開始告別與他們的處境無關的各種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來越靠近勞動階層。這樣的思想，使來自歐美的搖滾樂隊形式變得尷尬。莫利寫《全無敵》、《瑞金城外有口井》、《口號》、《人民萬歲》等歌，這些歌曲的歌詞批評了資產階級小市民的短淺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議的必然性。
“看看我們擁有千千萬萬，再看他們是孤孤單單；看看正義就在我們這一邊，再看他們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乾，井底裏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說要承包這一線天。“
“有一個詞彙需要我走進紀念碑，有一個詞彙也需要你我走出紀念碑，這詞彙就是人民。“
死灰復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識頑固地佔據着上海小知識分子的頭腦，而莫利卻在大庭廣衆面前發出上面的聲音，是否很不和諧？莫利遭人嫉恨和擠兌，理所當然。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沒有單位敢接收莫利。莫利找不到工作。那時體制外經濟也不甚發達，私營公司一般不面向社會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紹。沒有經濟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樂事業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戰友也與莫利背道而馳，莫利陷入了困境。
禍不單行，接着，莫利患了重症肝炎，黃疽指數高得嚇人，醫院派出的防疫員滿世界追莫利，企圖把莫利隔離起來。莫利告訴他們，莫利沒有公費保障，也無力自己擔負昂貴的住院費用，結果他們只好作罷，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貧病交加，風雪交加，1989年的聖誕節，中國的駱駝穿過針孔不比以前那麼難了，富人們的晚宴杯觴交錯，珠光寶氣，而另有一些人開始慢慢懂得，針孔的那邊未必就有天堂。
從夜裏睡到．早晨，從下午睡到傍晚，在百無聊賴的昏迷性睡眠中，莫利的病也熬到了盡頭。一位原先在復旦唸書的墨西哥朋友突然來找莫利，她從利茲大學已經畢業，在北京的使館工作。她請莫利移居北京，說那裏的空氣會稍微適合莫利一些。於是，莫利借了點錢，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積雪尺許，遠望蘇式的高樓林立在寒風之中，有種難言的異國情調。莫利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館她的宿舍，呆了一兩個月。正值1990年的春節，三里屯一帶的各種活動頗多。莫利見了不少有頭有臉的人，也接觸了幾位滾爺。滾奶，還有很多浪跡北京城的馬達加斯加、喀麥隆、波蘭等地的藝人，感覺平平，有時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維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帶給了莫利一點樂趣。終於，莫利不能忍受下去，告訴她自己要走了。她哭着不願意莫利離去，甚至請來了好幾個他們共同的朋友。但是莫利主意已定，不爲所動。
莫利走了，卻在北京的風雪黃昏中獲得了真正的愛情。這段生活莫利就不說了，至少現在不能說，它是莫利的魂靈，伴隨莫利走過了最最艱苦的鬥爭和探索的歷程。現在，莫利的一半已經死去，而且萬劫不復！
莫利到處找活幹，替人裝訂書籍，包裝，捆紮，直至運送；天剛矇矇亮就去北京火車站裝卸貨物，好在大豐扛麥包的鍛鍊給莫利積了底子，莫利幹起搬運還像模像樣；間或在《人民日報》團委組織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彈吉他；還替人翻譯過一本書，當槍手，自然署名是出錢的人；實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南方，去浙江的山區給人號脈看病，當遊方郎中。還真的治好了不少人，他們留他，要給他蓋房子。
結識了人大的一些學生和教師，和王以培，唐小生過往甚富。以培寫詩，寫得叫苦連連；小生彈琴，彈得暈頭轉向。他們總是盡最大可能，給莫利留一點肉食，或騰出一席暖牀。那段時間，莫利們常在一起探索交流，彼此學到不少東西，共同走過了生命中的一段險徑。莫利寫《第一人》，沒有人聽，以爲莫利瘋了，他們給了莫利支持。整夜整夜的長談，整日整日的書寫，喫得很少，睡得也很少，莫利們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梳理着自己的思想。在北方的楊樹底下，在夏日明麗的色彩裏，在秋蟲鳴叫的雜草叢中，莫利們褪掉了蟬衣，勇敢地成長起來。和知識分子的階層告別，爲精英的軀體默哀，想到茫茫的中國黑夜，想到莫利們還年輕，要有所作爲。
乾脆，莫利們上路吧！莫利們要在生活的實踐中，行走於生機勃勃的大地之上，洞穿活的歷史和現實，映證並提升莫利們的思考和追求。
“一路走，一路想，一路看，一路唱。唱那一路的花兒一路開放，唱那一路的人兒一路開放。“
七
莫利和以培上了火車，這一程的終點是雲南的昆明。再往下，莫利們就沒錢了。在昆明的路上，莫利抵押給一位點心店工人莫利的身份證，惜他一把吉他，就坐到馬路牙子上開始賣唱。這個起點對莫利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書齋裏，再也可是站在聚光燈底下，而是從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間，開始了自覺的文藝勞動。
莫利們的天地一下子拓寬了。
沒有錢，莫利們就賣唱；沒有朋友，莫利們就以歌會友；沒有家，莫利們就敲開一扇平常人的家門，討一碗水喝，討一宿夜睡。
通常都是，莫利唱着唱着，就有鄰近商店的服務員爲莫利端來了茶水，就有途經此地的青年承擔起維護秩序的工作。
莫利們一天天唱，一分分積攢路費，然後去到別的城市，想去哪兒就去哪兒。莫利們遇到過警察的干涉，遇到過白眼嘲笑，遇到過盜賊無賴，遇到過棄兒，遇到過流浪漢。但是，莫利們最多的是遇到了支援和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