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奉天殿內，姜星火併沒有急着解釋這幾個名詞的意思，而是認真看向殿內的高官們。
“任何變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脫離實際情況去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就如同刻舟求劍一般，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
“那麼請問諸位，王安石變法爲什麼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針對國內市場的法，基礎是什麼？只有搞明白這兩個問題，我們才能以史爲鑑，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變革國內商業，還是說繼續在國內保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與海外貿易的開放，與國內的商業政策並非是捆綁的，如果沒有必要性，那麼大明國內完全可以如黃尚書所說，繼續保持重農抑商的現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讓黃福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或者說，黃福對姜星火如此自信，頗爲不解。
【海外貿易】+【重農抑商】的國策組合是否可行？
當然是可行的，對外貿易不代表讓國內也充分貿易，雖然有點奇怪，但在短時間內，無疑是能保持住雙軌制的。
當然了，如果時間線拉長，那麼這種雙軌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爲海外貿易的充分展開必然會帶動國內貿易，到時候重農抑商就維持不下去了。
因此雖然姜星火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讓步，但黃福並不覺得姜星火是真的在爲了順利推行變法而做出妥協，反而是某種胸有成竹的表現。
畢竟，文武雙全也太難爲人了。
朱棣又get了一個新知識點。
聽聞此言，就連一直默默地當隱形人的內閣衆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筆，認真以待。
“海外貿易的事情，臣等已經沒有任何可質疑的地方，畢竟短中長期，對於大明來說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對.但國內廢除‘重農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這麼提，那就是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巨大沖擊，是必須要慎重考慮的，所以臣等請求陛下，有一段時間的驗證期。”
儘管姜星火已經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舊裝模作樣地沉吟片刻，這才搖頭說道：“還是要看執行的情況。”
這裏要說的是，姜星火最想實現的，當然不是財產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條路，但基於目前15世紀的具體時代條件而言，顯然是先搞財產私有，把邪龍孵化出來更爲靠譜一點，畢竟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不然呢？近代英國的文官制跟誰學的？
夏原吉躬身答道。
蹇義這時候也說道：“國師的辦法是否可行，總該有個驗證，改弦更張也得有個說法。”
“喔？”
姜星火倒也沒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會接受，這時候也沒什麼失望.更何況，這有什麼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夠在事實上保護私有財產，那麼有朝一日，這個“名”自然會與“實”相匹配。
“如果你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剝奪，那麼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麼用的？或許下一瞬間，你的財產就不是伱的了。”
“可惜北宋沒有，所以王安石變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國運，幾乎把整個江山給賠掉了。”
聽到這句話，內閣衆人鬆了口氣，黃福、蹇義也放下了心裏的大石頭。
“哦？”
“不能！”
朱棣看向兩位尚書，問道：“兩位尚書的意思是？”
如果承認財產私有，那就意味着對皇權的破壞，這是朱棣這個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國公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爲他們的權力，從根本上講，都源自於皇權。
這兩種政策，幾乎是與北宋截然相反的。
只要能達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給大吸血蟲說點好聽的。
是的，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什麼劃時代的創舉，只是覺得“哦，國師搞的新玩意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於商業的發展，能讓商人們開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僅此而已了。
姜星火頓了頓才繼續說道：“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我們的變法，核心目標就是快速改善國家的財政情況，並且最好是不留隱患地改善.那麼天下田地總量有限就意味着農業稅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來的農業稅是一定的，所以我們要看向商業能爲國家提供的稅收，也就是國內商稅和海外貿易，海外貿易方纔已經分析過了，姜某要說的，便是我們如何吸收王安石變法在商業上政策失敗的教訓，以及王安石到底失敗在了哪裏，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商業上的變法成功，從而讓國家的財政實現快速增長。”
答案自然是隨着田地商品化的進程加快，田地裏的農作物開始追求經濟利益，不一定都種小麥、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據市場上的需求和價格來種植，所以才需要錢來買，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種子。
朱棣的眉頭挑了挑，卻又追問道：“那依照國師看，大明還要不要重新啓動國內的商業貿易呢？如果有了‘四民爲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間錢莊’、‘中央銀行’，大明的財政收入，就能實現跨越式的攀升嗎？”
“是，父皇。”
“至於信貸組織的專業化，便是國家控制的中央銀行，以及民間的商業錢莊。”
整個大明的一切，從法理層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個人不存在私產。
“便是如此。”
他也讀過史書，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與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關係，想都沒往哪裏想，如今仔細想來倒是確實有些蹊蹺爲什麼北宋以前就沒人搞青苗法？若是說常平倉，但常平倉是直接放糧食調節的，也就是所謂的“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並非是以貨幣形式，也就是“青苗錢”來放貸。
朱棣想了想後也覺得可行，黃福的提議是老成謀國之見，畢竟“士農工商”的排序，其實是大明社會階層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麼必然會導致百姓思想混亂，不拿出足夠的理由或者說一個能交代的說法，是不行的。
“前者，也就是目前寶鈔提舉司所負責的寶鈔發行，以及寶源局所負責的銅錢鑄造的集合體。”
被皇帝允許後，徐輝祖自然要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態度來，畢竟他和朱棣這個妹夫的關係可說不上好 徐輝祖站起身來拱手行禮，隨即侃侃而談：“臣以爲，王安石變法的根本，都在於北宋政權推動的‘不立田制’與‘不抑兼併’兩大國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書所言，靜態的理財術，無非是‘整頓’和‘節流’這兩個手段，而其中的‘整頓’，便是清查田畝，調整田制，然而北宋繼承了晚唐以來的兩稅法制度，國家收稅收的是田地的稅，而具體某一塊田地歸誰，國家並不在乎這一點，對於國家來說，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時足額繳稅，那麼愛歸誰歸誰正因如此，北宋乾脆徹底放開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確立某種類似於井田制、均田制之類的制度來維持稅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稅，不在乎田地性質和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