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說，老朱又不是傻子，劃鹽銷區的時候，肯定是故意這麼搞的，爲的就是商幫之間的內耗。
但現在這種鹽產區和鹽銷區的不重疊，無疑給姜星火整頓鹽務造成了巨大的麻煩。
工業化，哪怕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初步工業化，也是需要海量資金來推進的。
如果姜星火不想苦一苦百姓，那就只能從農業稅以外的地方着手。
而在現有的稅收體系裏，鹽稅在這個時代，是僅次於農業稅的第二大稅種。
整頓鹽務的意義不僅是給永樂元年-永樂二年的210萬兩做補充，更重要的意義是讓混亂的鹽稅重回正軌，給大明重塑正常的造血能力，國家財政這種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跟個人財務情況是一樣的，如果欠了一筆外債，始終入不敷出，那麼再遇到點什麼事，情況就會越來越差.人會被債務壓力壓垮，國家也是如此，很多朝代的滅亡，不是亡於其他原因，正是亡於經濟的崩潰。
吳傳甲繼續說道：“以湖廣爲例，朝廷規定湖南也是要喫淮鹽的，但是由於淮鹽到湖南運輸距離過遠，運到那裏十有八九是要賠錢的，所以長沙、寶慶、衡州、永州四府，以及郴、道二州，長期處於食鹽缺少的狀態。”
根據老朱的規定，在兩淮鹽銷區範圍內，不管是離兩淮鹽場幾十裏的當地，還是離着上千裏的湖廣、江西，食鹽統統一個售價！
是的，你沒看錯，官府規定統一售價，多一個銅板砍腦袋的那種。
當然了，在實際操作中，也就是市場的自我平衡狀態下，肯定是越遠離鹽銷區的地方，官鹽的實際售價就越高，雖然不符合官府的規定，但買賣一直是這麼進行的，而且由於明面上還是官鹽，因爲是在鹽銷區範圍內的運輸和銷售，官府不會阻攔，甚至還會分潤溢出的鹽價。
這種情況下，李增枝也當然不介意拉攏吳家，攜手經營以壯大自身。
因爲《商君書》主張強國弱民，商鞅認爲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控制本國的百姓，使之成爲弱民。除此以外，商鞅還認爲國家的強勢和百姓的強勢是對立的，只有使百姓順從法律、樸實忠厚，百姓纔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君主，這樣國家纔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纔會牢固。
精明的商人們開始選擇只收寶鈔，這樣既可以把積壓的貨物銷售掉，又可以回籠一批寶鈔，再拿着這些寶鈔去換鹽。
這年代的人並不傻，反倒是聰明絕頂，既然朝廷不禁止民間私下交易，那麼他們完全可以玩出花來。
姜星火今晚收穫不小，想來吳家兄弟，到了這個地步也沒有隱瞞什麼，如此整頓鹽務一事，算是做到了知己知彼，不過這些回去也要好好梳理一番。
“下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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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掌櫃正坐在店內的裏間悠閒地喝茶休息，一陣敲門聲忽然響起。
如果理解了這種基於受教育程度和人生經歷而產生的思維方式不同，那麼對於仁宣時期，主動放棄大規模國土的“仁宣縮邊”，也就不難理解了。
楊士奇到沒有垂頭喪氣，但是多少有些無奈。
因此姜星火留下了朱恆與他們聊一聊商業上的其他佈局，自己就不插手了。
物質地基決定頂層結構，目前的大明，物質地基，就是以農產品爲核心的自然經濟，而在農業領域，地主士紳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
在古代，靠山喫山靠水喫水真不是一句玩笑話，你不讓沿海的百姓煮鹽、捕魚、海貿，那不是逼着他們造反嗎？
捕魚倒還好說，明朝沒有清朝那麼變態，是壓根不管的；而煮鹽，尤其是煮私鹽，在明朝的統治中心也就是南直隸一代，以其爲圓心進行輻射，到兩淮、福建，管的較爲嚴格，而粵地百姓宗族化抱團嚴重，官府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管理，所以粵地的私鹽比較氾濫，常常是整村整村地從事私鹽產業。
所以，能得到國師的賞識吳家在割讓糧食產業和納鈔中鹽所損失的，其實接下來在淮鹽產銷區重劃和鹽商洗牌裏，都將重新拿回來，如果表現好，甚至能獲得更多。
這就是成功過關的意思了，吳家兄弟大喜過望，而李增枝則是提醒道:“納鈔中鹽的事情，吳家得做出個表率來。”
比如寶鈔兌換。
“食鹽，漁業，海貿走私。”
可對於原本在池水裏渾渾噩噩的魚兒來說，卻並非是什麼好事。
“大明銀行有規定，就是這個比例，貴客您看，這寫着呢。”
在大明，商人確實社會地位不高，手中的實力面對官府，也可謂是毫無還手之力，只能淪爲待宰羔羊。
“讀過《錯法》篇和《去強》篇嗎？”
“是很厲害。”
而朱恆則是與李增枝和吳家兄弟，繼續做着推心置腹的交談。
楊士奇一語道破真相。
“其他事情，便讓朱副總裁官跟你們聊吧。”
姜星火心裏清楚，老朱的海禁政策，對於靠海喫飯的南方，從來就沒真正起效過，朝廷雖然每隔幾年就強調一遍，但作用還是有限的。
吳家雖然在揚州、淮安等地頗具影響力，甚至還開闢了淮河支流的運輸渠道，但對於偌大的大明來說，只是滄海一粟而已，完全算不得什麼。
在這個最初的原點，如果姜星火能通過鹽法改革，控制或影響大明的主要商幫，那麼或許二十年後、三十年後，這將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姜星火的出現，對於三楊等人來說，就是徹頭徹尾的人生觀衝擊。
在儒家的治理理念確實解決不了帝國那些被掩藏起來的尖銳問題，在各種制度經過三十多年演變逐漸變得僵化且死板的時候，姜星火的變法，就像是給一潭死水裏注入了新的源泉。
但大明一旦進入初步工業化階段，隨着時間的推移，商品經濟必然會後來居上，取代自然經濟作爲社會的物質地基，與之同步的是，逐漸壯大的社會階層，尤其是商人階層，必然也會覬覦頂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