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輿論一直主張堅持立場，不能簽訂有損國權的條約，一個戰勝國要是還喪權辱國，那真沒道理了。
北洋政府見巴黎那邊都把密約拿出來了，也沒辦法，於是公佈出了中日之間有關山東問題的條約、協定、換文等。
社會各界大爲譁然，很快就明確點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責任問題。
他們弄得確實失敗，民國出了不少優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關係，卻在這上面屢屢出大問題，不得不讓人無語。
從袁世凱時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處理好與日本的關係。日本變成了一個強鄰，又是那種有野心的鄰居，不便發生直接衝突。
所以北洋政府對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點誤會，人事方面配合得當，說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擔任外交次長一職的，幾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幾個主要參事，也必然有一個留過日。
他們的職責就是隨時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脈搏，防患於未然。
思路應該說還不錯，但這項工作一直做得異常不成功。
國內非常擔心代表團真的會籤喪權辱國的條約，幾乎每天都有電報發到代表團，一遍遍聲明：“國民誓死力爭，願公等堅持到底，全國國民爲公後盾。”
這段時間，代表團從美國那裏得到的最好回覆是：德國在中國的所有權益，先由和會暫收，等青島等地開埠後，再交還中國。
杜尚很多類似的作品都被當作垃圾扔掉了。
李諭則準備動身去德國，出發前去書店買上幾本書在路上看。
英法意三國代表對日本的提議均不置可否，其實就是默認；美國最終只能擱議。
只不過日本堅持已經定下的條約，應先交由日本再轉交中國。——是個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說返還，心裏肯定不想還，甚至想要更多。
兩人幾乎同時開口道。
李諭說：“我不僅認識你，還知道兩年前你給美國獨立藝術展覽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藝術品。”
“可惜沒能看到原作，”李諭說，然後問，“你不是在紐約嗎？”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靈光一閃的一件作品，沒想到藝術展竟然違反他們自己的承諾，明明繳納六美元就可以參展，他們卻還是拒絕將這個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攝影師拍照留存。”
——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討厭戰爭，杜尚先生肯定也討厭政治吧？”李諭說。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雖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經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團可以接受。
“巴黎是藝術之都，總歸要來這裏生活一段時間，”杜尚說，“而且我早就想來了，但該死的戰爭持續了這麼久。我真的不喜歡戰爭，不管什麼形式的戰爭，都討厭，只能選擇躲避。不過我也從來不會對戰爭做任何表態或者譴責。”
後世能夠見到的《泉》，就是這張照片。至於那個小便池本體，早就不知所蹤，可能被攝影師拍完照後隨意丟棄在了地下室。
“你是杜尚？”
杜尚說：“我早就認識院士先生，沒想到你還認識我。”
李諭瞄了一眼，我去，《帶鬍鬚的蒙娜麗莎》。
顧維鈞他們感受到了巨大壓力，不過也只能乾等着。
法文書店當然白搭，好在巴黎有賣英文書的。李諭走進一家店面，看到一個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張桌子旁，拿着一支筆和一張明信片自顧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我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可現在巴黎天天討論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僅和會上的政客，就連咖啡廳、酒館裏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對此一無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頓了頓，加了一句，“並且我覺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諭想起了那個無政府主義者的俠盜雅各布，於是問：“要是有人告訴你，爲了能在社會生活下去，人們需要政治哪？”
杜尚說：“或許必須有政治，但我認爲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斷政治觀念，正像判斷藝術一樣。”
李諭說：“然而現在巴黎的政客們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爭吵不休。”
“他們總是這樣！所以還是躲避爲妙，”杜尚說，“事實上，我對任何可能讓人發狂的、投入的、獻身的、魂牽夢繞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學、藝術還是理智的科學，都是如此態度。”
“上帝哪？”李諭又問。
杜尚說：“上帝？對我而言，這個問題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創造物。當人們發明了什麼，總有人擁護它，有人反對它。編造一個上帝的觀念是瘋狂的愚蠢。”
“我明白了，”李諭說，“你既不是無神論者，也不是信仰者，只是壓根不想關心上帝這個問題。”
杜尚說：“就是這個意思。”
“我能看看你的這幅作品嗎？”李諭指了指他手中的那幅畫了鬍子的《蒙娜麗莎》明信片。
“當然可以。”杜尚遞了過去。
李諭看了看，本身只是一張隨處可以買到的印刷品，杜尚在上面給蒙娜麗莎畫了兩撇鬍子還有山羊鬍，並落款了幾個字母：“L.H.O.O.Q.”
李諭法語水平不高，不過一個人學其他語言，往往先學會罵人的話，這幾個字母如果用法語讀出來，就是一句髒話：Elle a chaud au cul ! Mon dieu !
翻譯過來，近似於“她的屁股熱乎乎”，或者乾脆點“她有一個騷屁眼兒”……
李諭笑道：“真是太有反權威的味道了。”
杜尚得意道：“達·芬奇是位無與倫比的畫家，《蒙娜麗莎》舉世皆知，人見人愛，用它來製造一個醜聞實在太來勁了！而且我發現這位可憐的女郎被畫上鬍子後變得非常強壯，這對於達·芬奇的同性戀真是相當合適。”
杜尚提到的“同型戀”說法最早出自1910年時弗洛伊德的分析，他用曲折繁複的手段證明，蒙娜麗莎那謎一般的笑容和藝術家在筆記裏記錄的兒時的一個夢境有關。弗洛伊德說，那個笑容是達·芬奇記憶中母親的笑容，而且在藝術家那裏轉化成他自己被壓抑了的慾望——對自我的一份迷戀，或者說，也就是對於同性的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