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一種外在的研究，經學的自主性喪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敗帶來一種客觀效應，似乎中國傳統的經學不足以濟時之難，這是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否定經學乃至文化傳統的理由。晚清道鹹以後，清朝的社會政治系統已經開始發生崩解，以皇權及八旗、綠營兵爲主體的政治架構已經不足以因應困局。雖然由以曾國藩爲首的一批理學士大夫組成的湘淮軍系統暫時穩住了局面，所謂同光中興”，但在內對付太平軍、捻軍等似乎尚可，在外應對西洋文明卻遠遠不夠。
因此，經學研究必須要發生新變，這種新變不只是作爲常道的經學的白我要求，同時也還是在爲清代以來的歷史補課。近代以來，不少學者已經開始從事這些工作，儘管他們的許多工作在經學內部也是極有爭議的，但在主張有體有用、迴歸傳統學術體系的意義上卻是相通的，借用時下的學科分類體系，經學不僅涵蓋人文學科，同時也包括杜會科學，兩者相合，纔是作爲內聖外王形態的經學，纔是未來新經學的應然形態。
經學應該取精用宏，廣泛吸收人類文化遺產，發掘經典自身意蘊，形成能夠爲與目前人類文明對話奠定基礎的新的經典詮釋。在這方面，無論晚周、漢唐、宋明還是清代，都產生了具有自己風格的重要經學著作，但能夠代表中西會通時代的經學註疏，卻仍然鳳毛麟角。中國經學學者應該自覺進行自身義理的反思，並在此基礎上開展與其他文化的深入對話。在這一方面，二十世紀留下了不少遺產，這就是新儒學的各種形態。經學不能故步自封，應該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經學應該守先待後，接上固有學術，對以往經學的各種形態進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應該努力推進以經學自身爲進路的學術史研究。假如我們把經學理解爲一種涵攝價值系統在內的知識體系，相比於佛學、西洋哲學、社會科學、神學等知識體系的自我清理來說，經參日遠裝後的我們仍坐地小古正系體面通母的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