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大明嫡長子 >第558章 藩王與藩王間的基尼係數
    第558章  藩王與藩王間的基尼係數

    提起藩王祿米與地方財政這個問題,那真是有的說。

    藩王祿米基本上可以認爲是從朱元璋時就開始困擾朝廷。

    洪武九年,朱元璋給親王的歲祿是5萬石,鈔兩萬五千貫,此外還有錦、綿、冬夏布匹、鹽和茶等。

    這個時期,親王的職責和權力遠遠大過永樂以後。因爲朱棣造反,所以絕不能以永樂以後的藩王處境去想象洪武年間。

    實際上,在明朝當王爺,不同歷史時期、同一時期不同的人那真是完全不一樣。

    洪武年間,有九大塞王之說,便是因爲朱元璋將各個兒子分封於邊鎮,拱衛中央。

    九大塞王之中,比較厲害的像是老二秦王(西安)、老三晉王(太原)、老四朱棣(北平)、老十三代王(大同),以及最近那個造反的安化王的祖宗,老十六慶王(寧夏)。

    因爲朱元璋是開國的皇帝,第一代人少,而且他能管得住這幫龍子龍孫。所以他敢於賦予藩王更多的職責,讓他們承擔一些事務,爲朝廷做做貢獻,做事多拿錢多,還能將就理解。

    另外一方面,人少,每人5萬石對於朝廷來說也不是個事。

    然而這個當時看起來還算過得去的政策,很快就演變成了一種負擔。

    從朱元璋時代就開始的負擔。

    首先要給出一個總概念:朱元璋坐天下三十一年,最初有24個王爺,1個郡王,至他駕崩時,各類爵位的宗室成員有58個。

    所以在他生前,就已經感受到這個增長有些不對勁了。

    洪武二十年九月,朱元璋下詔:親王府歲給米五萬石,其茶、鹽、布、絮等物悉罷勿給。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朱元璋又認爲現在‘子孫衆盛’,而且天下軍民開支較往年倍增,所以他下旨: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

    具體來說,原先親王的五萬石祿米減爲一萬石,郡王由六千石降爲二千石,後面的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等等,像什麼奉國中尉,按道理講,他也是朱元璋的子孫,但管不了了,一年二百石,打發了事。

    這次‘降薪’還有一個特別的規定,就是郡王嫡長子,承襲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就是說你不是原裝的郡王,那就只有一千石。

    如果僅僅是這樣,似乎也還不錯。

    嘿嘿,哪裏那麼容易。

    洪武二十八年的這次‘降薪’,是明發旨意,那麼就給吧?

    當時的戶部尚書名爲鬱新,他上奏皇帝,說: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之。

    朱元璋一想,有些地方還是貧窮的,不能如數給啊!

    所以下令晉王、燕王、楚王、蜀王、湘王,如數給與。代王、肅王、遼王、慶王各府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只有一個嗣秦王,因爲他年紀小,不能餓着,所以下令‘有司月進’。

    你看,老朱皇帝再殘暴,他對老百姓還是好的,他知道各地情況不一樣。

    所以也有人認爲,明朝宗藩消耗祿米不大,你瞧嘛寫在旨意上是一萬石,但根本沒給齊,於是得意洋洋認爲旁人史學功底不深,沒有仔細研究。

    可這種邏輯本身就有問題——如果確實消耗不大,那爲啥不給齊呢?

    實際上,朱元璋帶頭搞得‘拖欠工資’行爲,使得自他以後各朝宗藩的祿米都有較爲嚴重的拖欠現象。

    從宣德到比較護短的弘治,再到出身宗藩的嘉靖,他們全都拖欠宗藩祿米。

    道理很簡單,給不起。

    洪武年間有58個宗室成員,到永樂年間即增長爲127個,80年後,正德年間的宗室成員數量爲2980個。

    爲啥能精確到個位數,因爲這2980人都是有記載的。

    到嘉靖後期,宗室成員數量增長爲3萬,到萬曆年間,《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三十三年,玉牒宗支共計一十五萬七千餘位。

    聽起來比較驚人,只看一個具體事例便明白了,弘治五年,陝西巡撫撫楊澄稟報:山西慶成郡王至今年8月,已生育子女94名。

    到了正德年間,慶成王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生了多少人,甚至要上奏朝廷請求就自己這一家進行人口普查。

    這種數量,怎麼可能發得了足額的祿米?

    然而這種欠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宗室犯罪問題。

    所以在正史之中,翻開有關宗藩的記錄,經常就是越級上奏、赴京請乞,哪怕皇明祖訓已經明文規定,不許王府直接上奏朝廷。

    再有就是擅改本折,勒索納戶。因爲祿米是三分本色,七分折色。朝廷是嚴禁各王府擅自改定本色、折色的兌換比例的,但王府纔不管這些,他們要麼謊稱米質低劣,乘機盤剝百姓,要麼不遵官方定價折算,且往往會高出市價三、四倍。

    更絕的是,有的王府不願意要本色,更願意要折色(也就是銀子),所以強令百姓將本色折銀。銀子畢竟方便一些,可以當作‘酒食燕遊之費’、‘賭博淫蕩之資’,有的宗室剛剛領到歲祿,轉眼間就能‘俱歸債主’。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搶劫,所以有王府的地方,百姓往往是苦不堪言。

    而且不僅是百姓,宗室祿米拖欠也直接激化了藩王與地方政府的矛盾。一些宗藩開始衝擊地方衙門,凌逼府臣,甚至衝進衙門裏進行集體搶奪。

    正德九年,沈府輔國將軍朱勳漚、朱勳澧就曾‘率衆入倉撻官吏’。

    嘉靖三十七年,代府廣寧等王府宗室因索祿米不遂,於是圍攻布政使衙門,並打傷左布政使。

    嘉靖四十一年,韓府衆宗室也是以索祿米不遂,毆傷平涼知府。這件事鬧得極大,嘉靖皇帝下令懲治首惡,要韓王把本宗犯罪之人抓起來,結果韓府宗人多有不服,公然驅趕押送人員,然後攻擊平涼府衙。

    這些史實都可以表明,

    明代藩王在地方基本是無惡不作,嘯聚官府,凌辱地方官員,搶掠百姓,造成百姓驚懼不安,甚至攻擊府衙這些事情已經讓社會不再‘四方安定’,成爲動亂的因子。

    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宗藩已經成爲財富的奴隸,自從宣德以後的大部分宗藩問題都是因爲銀子。

    但是,確實也有過的好的藩王,比如弘治對待自己的兄弟就特別的好,動輒就是一萬鹽引、三百頃土地這種賞賜。

    總得來說,和皇帝關係越近、越受皇帝寵愛的藩王,日子就過得很好,像萬曆皇帝賞賜福王的財富那也是個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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