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大明嫡長子 >第680章 朕豈能留患於後?
    明朝士紳優免這件事,見於《太祖實錄》所載: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

    這其中有我們後世人難以理解的一句話: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

    朱厚照作爲地位最高的人,實際上他也收益於這句話,其內涵在於:官與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級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維持穩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優渥與奢侈也都來自於對最底層民衆的壓迫。

    既然如此,士紳羣體就該有其優待之處,這是經濟上的優待換得的政治上的拉攏。

    不管聖人經典如何強調‘民爲邦本’這件事多麼重要的,事實上正經的統治邏輯其實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穩穩當老百姓。

    所以這裏面的根本邏輯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爲貴,實際上歷朝歷代都處處打壓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許百姓攔轎告狀是一個道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彭澤講‘不可輕率’就是謀國之言。

    當然,人們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紳一體納糧納糧從而提高了對他的評價。

    在這幾十年,清廷先是處決了一個叫陳名夏的官員,後續又連帶處決了一千餘名官員,就是打碎南方官員在朝堂上的話語權。

    這麼一說謝遷和荊少奎也都明白過來,看來皇帝已經下了初步的決心了。

    朱厚照的語氣並不激烈,他不是要教訓人,而是以一種深深的憂慮來論述,“朕,不是那種要留下什麼好名聲的帝王,朕在意的是百姓,是江山。朕的目的也不在於多徵一點稅,而在於消除後世巨大的隱患。再自誇一句,三代以來的帝王之中,朕也還算個強勢的君主,朕若不做,難道留給後嗣的軟弱之君?”

    但事實證明,軍事上的勝利纔是政治勝利的根本保證。滿族人在順治年間也壓根不在乎什麼儒家的政治傳統,以及禮教兩字之下隱藏着的讀書人的特權。

    自此以後,他們不再有政治特權,那麼到後面失去經濟特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洪武年間,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稅制框定了天下錢糧,新增屯墾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僅是這一點也阻力極大的。”荊少奎補充道。

    他這樣帶頭,謝遷和彭澤自然也會跟上。

    後來,清廷禁止各種‘盟社’,就是剝奪了這個羣體在民間的政治影響力。隨後又有文字獄,從而瓦解他們在思想層面的影響力。

    彭澤則像是明白了什麼,“陛下在淮安府、應天府查處之事,想必也是爲了……造勢?”

    第三,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有起始、醞釀的過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從雍正的腦袋裏面冒出來了。

    江南士紳羣體在清朝入關、軍事上徹底失敗以後,仍然試圖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權益。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這個問題,在於他手中的軍事力量的財政支持有一半來自於新興起的商業;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當一部分已經非常認可他所開創的王朝中興。

    這些連續不斷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紳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們從未覺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樣囂張。

    因而還有《皇明祖訓》警告子孫的那句話:“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傳統,他要受禮教的約束,他的基本盤是士紳。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員投降進入清廷,他們與滿人官員的價值觀相左,並且試圖以過去那種方式來影響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後期一樣,聲音都是他們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朕在鳳陽會說,到了杭州也會說,所以彭澤你先寬心,這件事朕不會魯莽從事。”朱厚照說這件事的時候相當的平靜,且冷靜。

    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智慧的。

    涼亭裏安靜了會兒。

    忽然之間,荊少奎撩起了官袍,他跪在了坐在石凳上的皇帝腳下,“陛下德才兼備,剛毅果敢,擔當社稷之重任,心繫萬民之福祉,十年來,內修政理,外拓疆土,振王師之威,守四海之土。治水患,撫百姓,興教育,種種惠政,實乃宗社之幸,萬民之幸。臣今日在此起誓,願追隨陛下,忠心耿耿,竭盡全力,以成陛下之大計!”

    他說的是歷史史實。

    但這裏面有幾件事需要明確,第一,士紳一體納糧當差並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實際上是順治後期一系列改革的結果。

    尤其順治年間,清朝不斷恢復舊制,弄得這幫地主老爺覺得‘old  days’又回來了,所以他們從順治朝開始就和清廷開始了相互試探。

    就像戶籍制度,你爹是工匠,你以後就當工匠。你是農民、你是軍人,我們朱家是皇室。好,就這樣,從此以後咱們就這麼過日子,都別鬧騰。

    朱元璋當然是個偉大的帝王,但他有一個不好,就是他以靜態的眼光來看待事物,他覺得自己設計好了一切,從此以後就不需要再變了。

    所謂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壓江南士紳的具體表現。

    他甚至不要尤址在邊上,而與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湖上的涼亭裏促膝而談。

    所以這關乎一個帝王的勇氣,又超越一個帝王的勇氣。

    <div  class="contentadv">        朱厚照所面對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

    直到某個時刻又響起皇帝的呢喃,“……湖廣荊襄一帶的流民問題目前還只是疥癬之疾,等到朝廷逼得老百姓沒了活路,逼得他們成爲流民,到時候會不會天下皆是流民呢?”

    第二,清朝與明朝不一樣,或者說與歷朝歷代都不一樣。明朝的統治基礎在士紳,清朝則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貴族。

    “朕,當然明白。但你們也都知道,今時不同往日,百餘年來,民間不斷通過藏匿、投獻等方式縮小朝廷的稅基,就像軍屯的萎縮一樣。而就如荊少奎所說,土地投獻都是私下行爲,朝廷難以監管,若是不改,總有一天天下八成的土地都不交稅,剩餘的兩成不僅要自耕農交稅,還要他們服役,以供養如此龐大的上層。到那個時候,就不是改法,而是改朝換代了。”

    不過謝遷還是擔心,他再忠心之言的末了加上一句,“……臣惟願陛下不可操之過急,以免天下士紳與朝廷離心離德,致使社稷有動盪之危。”

    “明日就是祭祖,朕會向祖宗明此心跡,若是祖宗不許,將來到了地下朕再請罪,但朕知道,想必祖宗也知道,你們都是大明的忠臣。”

    三人再次深深伏地,皇帝能講出這番話,那是極少極少的。似乎很多年前,還是太子時便顯現了他的那種擔當。

    不管怎麼說,經歷了英宗、代宗、憲宗以後,大明能再出這樣的帝王,他們作爲正直臣子,其實是能感受到‘幸福’兩個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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