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實行以推薦爲標誌的察舉徵辟選官制度,原本實行狀況良好。被推舉的人,大多是優秀人才。但是,這個制度延續一段時間之後,就出了問題。一來做高官的人,周圍的人對其子弟勢必高看一眼。即使沒有特別的託請,進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會被人優待。高官的光環投射到自己的子弟頭上,似乎非常自然。二來,由於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薦人才的權力,對於被推薦的人而言,薦主纔是真正改變他命運的人,對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薦的人日後也做了比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薦的時候,他們報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薦上去,如果已經進入仕途,則在晉升方面拉一把。於是,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機會多,幾代累積下來,就形成了東漢末年的門閥。袁紹和袁術兩個人資質平平,但僅因爲兩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門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時候,居然一時形成爲最大的兩個軍閥集團。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實行九品中正制,做官乾脆成了官宦子弟的專利。吏部選拔,只需查閱各人的牒譜便是。衆所周知,這個階段國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變成了變相的世襲貴族制。
徹底改變這種局面的是科舉制度的實行。我們知道,所謂科舉制,就是考試取官。無論什麼人,平民還是皇族,只要通過相關考試,就可以做官。其實,在科舉時代,對高官和皇族也有優勢,不僅子弟可以上比較好的學校,而且有門蔭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過門蔭,直接進入仕途。但是,由於比較嚴格的考試製度,使得這個時代形成了一種風氣,凡是不從考試出身的官員,會被認爲沒有本事。花錢買官的捐班自不必說,被人看不起。而從門蔭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視爲紈絝子弟,同樣爲人輕視。風氣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這樣的人,所以,門蔭出來的人,升遷也難。在這種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舉之途,真刀真槍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制,能夠保證大約有半數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紳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
現在中國的問題,首先是在於長期以來,國家並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選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爲變相的科舉,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幹部選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徑,沒有文化的工
其次,由於官本位的緣故,在任官員掌握了社會上最多的資源,而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依然強固。無論官員本身是否參與,一定級別的官員子弟,無論做什麼,只要在這個官員的影響力之內,都不言而喻地會得到人們的照顧。如果這些官宦子弟經商,只要打出父輩的招牌,往往就會一路順風,獲得平民子弟望塵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幹子弟往往喜歡利用父輩的餘蔭去下海經商,獲取經濟利益。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無論官商私商,他們經商的軌跡,往往有權力的陰影。即使少數人真的如他們所說,上升或者致富,是由於自己的才幹,由於大環境如是,依然難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見得都是壞人,貧二代也不見得都是好人。但是,這樣兩種明顯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惡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爲衆矢之的。事實上,一些官二代瘋狂搶奪資源,這也包括人事資源,他們的這種行爲已經成爲令人不敢恭維的官場風習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爲社會上仇官的情緒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員的後代,原本就有競爭的優勢,如果連競爭本身都被取消,變成C裸的有權者通喫,那麼,由此造成的社會危機,是不言而喻的。”
我說:“姐,你說得很有道理。”
她繼續地道:“這樣的現象這其實說到底還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雖然說一個現代的國家應該改變官本位的狀況,逐漸把官本位變爲民本位。但是,在沒有改變之前,政府絕對不應該強化這種來自帝制時代的傳統。即使僅僅出於保證從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於社會穩定的需要,也必須下大力氣保障社會上升渠道的暢通。不至於讓平民的精英因沒有上升渠道而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辦法,就是以國家之力,確立一個官員選拔的制度,並嚴格執行。同時,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晉升。
當下,存在一種相當危險的思想傾向,即在官員選拔中,引入所謂世襲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爲地在官員選拔中,劃分出莫須有的自己人界限。這種傾向,如果不是某些勢力刻意爲官二代進入仕途並快速上升造勢的話,那麼就是政治上的超級糊塗。這樣做,事實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間,劃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衆的矛盾,讓仇官情緒更加高漲,沒有任何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