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考生要上北大。領導的人。怎麼辦？”我將手機遞給梁主任，同時在問他道。
梁主任苦笑道：“這怎麼可能？馮主任，我覺得吧，領導不會這麼不講道理。肯定是個別人打着領導的招牌在幹這件事情。你說呢？”
阮婕說：“我覺得也是。這些當祕書的人一個個都牛逼沖天的。這個羅祕書我也認識，仗着給汪省長當祕書，平日裏眼睛都是朝天上看的。”
我急忙地道：“別指名道姓。阮主任，你這樣很不好。今後一定注意。這件事情很麻煩，我們不可能當面去問領導，而且即使是這位祕書個人的事情我們也只能想辦法辦好，沒辦法的事情。我們得罪不起啊。”
梁主任道：“怎麼辦？”
我看了看時間，“重點批次出檔在什麼時候？”
梁主任回答說：“大概是在後天下午。”
我點頭，“這樣吧，今天早些休息，明天我去找一下北京招辦的人。梁主任，他們住哪個房間？算了，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吧，很多政策你熟悉。今天晚上請你研究一下，看有什麼特別的辦法沒有。”
隨後我們就離開了咖啡廳。回到自己的房間後我發現自己怎麼也睡不着。估計是那杯咖啡給鬧的，更可能是那位羅祕書給我造成的。
其實我也在想梁主任和阮婕的話，心裏也總覺得這或許就是那羅祕書個人的事情，想到這件事情的難度，我心裏真的想不去管此事了。
但是我不敢完全確認。我知道一點：領導選祕書是特別慎重的，特別是祕書的人品，那是領導最看重的。所以，或許他固然有假冒領導之名的可能，但是卻也不能完全排除這就是汪省長交辦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是假冒汪省長之名在給我下達指示，那至少也說明這個考生的事情對他來講非常的重要。
阮婕說的這個人很傲氣，可是他畢竟有傲氣的資本，何況他入股不傲氣的話是個人都去找他辦事，那還了得？
隨即又想起他在電話裏面對我說的那番話，即刻就給了我一種他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不過他其中也說了一句話：我們是朋友。
不禁苦笑：我們也就碰過幾次面，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什麼事情成了朋友了？或者他是在向我傳達一種他個人的想法？
不管怎麼說，這位羅祕書應該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他說的話有一種氣勢，而且很讓人回味。
在牀上輾轉反側很久不能入睡，不過最終我還是說服了自己：不管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這件事情都得去辦。
可是，怎麼去辦呢？怎麼辦得成呢？至少在我目前的概念裏面，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明天去找了北京招辦的人後再說吧。
一直迷迷糊糊在牀上輾轉反側，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時候睡着的，不過醒來的時候還是在平常的時間裏面。一個人的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早餐後在自己這地方的辦公室裏面看了一會兒報紙，隨後在電腦上簡單瀏覽了一下這批次的錄取情況，發現整個進度還算是不錯的，不過這提前批次的錄取對於我們來講相對簡單一些，因爲這類院校的自主權很大，很多考生家長都是私底下直接和他們聯繫就把事情搞定了。對於我們來講，需要做的只是掌控其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就可以了。
其實這也很簡單，其中出檔的時候電腦就已經一刀切了，剩下的都是各地招辦和院校的自主權。
當然，在此期間也有個別省份的招辦來找我們通融一些事情的，不過我的原則就是，只要能夠辦就儘量給人以方便，只要不違背國家招辦的相關規定就行，即使是打擦邊球也可以。
現在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一點：大家其實都是一種相互的關係，與人方便自己也就方便了。這錄取招生工作說到底其實也是我們這個社會人情世故的一個縮影。
後來梁主任來了，他對我說：“我給北京市招辦的人打了電話了，他們在房間裏面等您。”
&nbs
其實我們給各地招辦提供的辦公室其實也就是酒店的房間。他們在辦公的同時也可以休息。
北京是直轄市，所以我們給他們提供的是一個套房另外加了幾個普通標間。我和北京市招辦的人在套房裏面見了面。他們都認識我，因爲在大家報到的那天我們宴請了所有的工作人員，當時何省長也參加並講了話。那是正規的宴請，而現在都是採用的自助餐方式。
我進去後我他們握手。這些人其實也就是北京市招辦的一般工作人員，其中有一個處長在負責。畢竟他們和我們一樣要將工作人員派往全國各個省份，所以工作人員的規格不會很高。
隨後，我對那位處長說：“有件事情我想單獨諮詢一下你。可以嗎？”
這位處長當然是明白人，他知道我這樣說肯定就是私事了。所以他即刻對他下面的幾個工作人員說道：“你們回去忙自己的吧。我和馮主任說點事情。”
我站起來向那幾個人表達的歉意。這裏隨即就只剩下了我們三個人。我咳嗽了兩聲，隨即對他說道：“是這樣一件事情，我有個親戚家的孩子......”
隨後，我把這位考生的情況和想法簡單地對他講了，最後我問他道：“你看這件事情有可能嗎？”
他不住在皺眉，“馮主任，你也是招辦的領導，這樣的事情你應該很清楚，可能性不大。”
我點頭，“我是知道啊。不過每個地方的情況不大一樣，你說的可能性不大，那說明還是有可能的，只不過可能性有些小。我這樣理解沒錯吧？”
他頓時就笑了，“馮主任，你真會說話。呵呵！實話說吧，作爲招辦來講，這樣的可能性幾乎爲零，因爲我們不可能把這份檔案投到北大去，你也知道，這份檔案根本就無法從檔案庫裏面出得來。國家招辦紀檢部門的人在網上盯着，中紀委也派了巡查組在全國各地的錄取場巡視，檔案庫的電腦主機外邊有武警在守衛，你們這裏不也一樣？所以，這件事情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去看了梁主任一眼，梁主任苦笑着搖頭。
我只好站了起來，“謝謝你了。麻煩你再想想吧，看看還有沒有其它的可能。”
他笑着對我說：“好的。”
隨即，他送我們倆出門，我再次向他告辭。不過我的心裏很鬱悶：這件事情辦不成的話今後可能會遇上一些麻煩。不過也沒辦法了，只能如此。
可是，我們剛剛走出去幾步後那位處長卻叫住了我，我心裏頓時大喜：因爲這似乎就意味着他忽然想到了一個辦法了。
我急忙轉身朝他走去。
他笑着對我說：“馮主任，剛纔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可能性的辦法。不過難度還是很大。”
我急忙地道：“有可能就行，難度再大我也想辦法去解決。”
我始終相信一點：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再難的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思考問題應該從這樣一些層面去考慮：別人想不到的我得想到；別人想到了但是做不到的我也應該去做到；別人不敢去想的我敢去想。
其實這說到底就是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那位處長隨即對我說：“馮主任，這件事情或許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那就是以北大領導親屬的名義找我們單獨要一個名額，或者是北大知名的教授也可以。因爲在政策上可以在這樣的事情上私下作一些傾斜。這樣的話我們也就好說話了。”
我急忙地問道：“這樣的事情你們有過先例嗎？”
他笑着回答我道：“有過，前幾年我們解決過一個人，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的子女，不過只能安排在他的本校。按照極爲特殊的政策處理的，也算是特招吧。對了，這件事情最大的難度並不在於去找到某個關係，畢竟現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容易建立。這件事情最麻煩的是這項政策只能是針對特殊人員的直系親屬，主要是考慮其子女。”
我怔了一下後還是大喜，不住向他道謝。
不過我確實感覺到了這件事情的難度了，但是我又想道：任何事情只要有先例就好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