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快點完了菜，說的是英語，很純正的英國口音。我當然能夠聽得懂：她點的除了龍蝦刺身之外其餘的也都是海鮮類，還有兩樣蔬菜。最後她點了一瓶紅酒。
她點的紅酒是Penfolds，我看過這酒的資料，因爲在來這裏之前我考慮到了回去的時候帶禮物的問題。這種酒是澳大利亞最著名的品牌，被視爲澳大利亞紅酒的象徵，是澳大利亞葡萄酒業的貴族。其實這種酒並不貴，也就相當於幾百塊人民幣。
我說：“回去的時候我想帶點這樣的酒，作爲禮品送給朋友。”
她笑着說道：“其實不用的，國內的正規超市裏面都有，而且都是正品，價格也不高。”
我搖頭道：“其實禮物的價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心。”
她笑着問我道：“那你準備個偶林姐買什麼東西呢？”
我看着她，笑道：“你幫我拿主意吧，你是女人，而且那麼瞭解她，知道她最喜歡什麼。”
她看着我笑，“你剛纔不是說心意纔是最重要的嗎？既然你想給她帶禮物，那麼你送的任何東西她都會喜歡的。”
我搖頭苦笑道：“是這樣，不過最好還是送她最喜歡的爲好吧？比如羊絨大衣什麼的。你說呢？”
她笑道：“我看你到這裏來只帶了那麼一個小箱子，回去的時候你準備買一個大皮箱嗎？你這人還真是奇怪，出門居然只帶那麼點東西。”
我笑着說：“到時候託運就是。”
她說：“託運回去後都皺了。如果我是你的話，就給林姐買幾條羊毛圍巾吧。你不知道她穿衣服的型號，而且女人是不大喜歡別人買衣服的，因爲我們每個女人的喜好不一樣。連我都從來不給她買衣服，何況你還是男人，你怎麼知道她喜歡穿什麼樣的衣服？”
我深以爲然，“好，你的這個主意好。”
我又問她道：“那麼其他的人呢？比如其他的領導，還有同事，男的。我送什麼好呢？”
她說：“給領導就送藝術品吧，一般同事的話，這紅酒不錯，禮品盒的，價格也不是很高。”
我笑道：“那就這麼定了。”
她看着我笑，“你真累啊，這出來一趟還得帶那麼多東西回去。”
我也搖頭笑道：“沒辦法，每個中國人出國不都這樣嗎？”
她說道：“我就不是這樣。我嫌麻煩。”
我說：“你不一樣啊，你不需要去考慮那麼多。我可是沒辦法，身處官場，這禮尚往來是不可缺少的。”
她看着我，“既然你這麼羨慕我，那你爲什麼不能夠像我一樣放棄現在的一切，然後出國發展呢？”
我感覺到了她話中的深意，但是卻不好多說什麼。我只是要他嘆息着說道：“談何容易啊。”
這時候我們的菜上來了，紅酒也已經打開，洪雅分別給我和她自己的杯中倒了半杯紅酒，然後舉杯對我說道：“馮笑，謝謝你來看我。”
我搖頭道：“我不是來看你的，是來和你一起共度這美好的一切的。”
她看着我，眼波流動，“馮笑，你知道我的，我很容易被感動。你別這樣好不好？否則的話到時候我會不讓你走的。”
她輕聲地道：“我知道。”隨即，她將酒杯在我的杯沿上輕輕一碰，在發出清脆的響聲之後，我們一起喝下。
隨後我們開始喫東西。這海鮮的味道真的很不錯，洪雅告訴我說，澳大利亞的美食首選喫海鮮，這裏的帝王蟹、龍蝦、大鉗龍蝦、西部石龍蝦、生蠔、鮮蝦、鮑魚、帶子、吞拿魚、三文魚、沙丁魚等海鮮隨處可見。
到海鮮超市一看價格，用澳大利亞收入水平來看一點都不貴，比如鮑魚每公斤十三澳元左右，如是用一比一的收入標準比較，比我們國家的市場價還便宜，因爲在澳大利亞最低收入每月是二千五百澳元，而上班族的平均收入是五千澳元。
我嘆息着說：“什麼時候我們國家可以達到這樣的標準啊？”
她搖頭道：“我看啊，基本上不大可能。”
我詫異地問她道：“爲什麼這樣說？”
她笑而不語。
我更是好奇，“這有什麼不好說的？”
她這才淡淡地笑道：“國內的官員都在千方百計地爲自己撈好處，商人賺了錢後大多都移民了，你說，這樣怎麼能夠讓老百姓富起來呢？”
我頓時默然。
自從我們國家改革開放
以來，一批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造就了一批先富者。按照“實現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設想，我們的第一步算是邁出去了，可是現在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根據國際調查機構的報告顯示，目前我國百分之十四的千萬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請移民當中，還有近一半在考慮移民。這些富豪雖然在全體國民中所佔的比重較低，但是作爲財富精英掌握着大量的社會資源。
按照改革開放最初的決策預想，先富起來的人要帶動後富起來的人，可是這批人中的相當一部分卻選擇了移居海外這條路。這個現象不但偏離了原來的政策預期，也偏離了人們對富人的社會期待。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與居民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樣地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主要體現在所面臨的生存環境與投資環境。
目前富人移民潮現象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國內食品、教育、醫療以及居住等問題。其中，方便子女獲得優質教育，是很多富人選擇移民海外的普遍理由。
在中國人心中，子女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受中國重視教育的傳統影響，“望子成龍”的期待幾乎存在於不同階層的家庭中。但是，由於中國教育環境和教育制度所限，能夠通過自身努力考上一所不錯的大學，並非易事，特別是對於平常疏於教育和管理子女的富人家庭，高考這條路似乎並不容易。
反之，如果能較早地移民國外，讓孩子儘早熟知英文學習環境，則不必通過“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努力，較輕鬆地考上一所比國內名校還要好的國外高校。
這種海外“高考移民”的方式，對於富人來講，能夠承擔其成本，自然也就願意爲了下一代“孟母三遷”了。同時，尋找安全感，富人對安全感的需求受到國家與社會多方面壓力。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還遠未完善，行政權力對市場運行發揮巨大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