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長途車晚點的情況在一般情況下還不是很嚴重，所以我大約只等了不到二十分鐘就接到了他。
他隨身帶着一隻行李箱，除此之外別無它物。我們相見的時候沒有想象中的那種驚喜與熱情，只是相視一笑。他的模樣變化不大，只是看書去比以前沉穩多了。
小時候我和他經常在一起玩，用親密無間來形容我們那時候的關係一點也不爲過。而現在，此時，我分明地感覺到了我們之間情感上的那種生疏。
我從他手上接過行李箱，他還對我客氣了幾句。將他的行李箱放到車上後，我請他上車，然後我開車回家。
他上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他自己繫上安全帶。隨即他看着我，“你怎麼不繫安全帶？”
我笑道：“習慣了這樣。繫上那玩意覺得不舒服。”
他笑了笑不說話，我忽然發現他真的變了。以前，他的性格可不是這樣，在我的記憶中，曾經的他可是十足的憤青，中學時候的他，看不慣所有的一切：小縣城的破舊，父母的保守，甚至本地濃濃的家鄉口音等等。
可是我發現他現在完全地變了。出去了這麼多年，這次回來，他在與我說話的時候滿嘴的家鄉口音，而且一上車就係安全帶，顯得是如此的遵守規則。
所以，我就禁不住地問了他一句：“你出去這麼些年了，口音怎麼一點沒變？”
他回答我道：“家鄉口音很好啊。在復旦讀書的那些年想改變自己的口音，結果別人聽了還是說我是江南人。後來到了國外，除了和中國人說話的時候用普通話之外，其餘的時候都是講英語。這次回到江南，我才忽然發現鄉音好親切。”
他的話我完全相信，我們都是這樣，骨子裏面其實早已經被傳統的東西浸染，葉落歸根這樣的思想，作爲中國人來講永遠也難以抹去。
這時候我才問他：“小林，你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去世的？這麼些年了，你們怎麼都與我們聯繫？”
他嘆息着說道：“就在他們剛剛到美國那年，出車禍去世了。爲了這件事情，我愧疚了好多年。我心裏經常在想，假如他們就留在國內，至於會出這樣的事情嗎？說到底還是我的錯啊。所以，我不想把這樣的事情告訴你們，免得你們傷心，我也不想回來面對你們。”
我心裏頓時傷感不已，“小林，我爸也去世了。”
他很是驚訝，“啊？怎麼了？”
我嘆息着說：“肝癌。”
我沒有告訴他我父親自己後來的那個選擇。那件事情直到現在都讓我感到傷心難受，不過有時候我心裏也會這樣想：假如今後我也患了那樣的病，說不定我也會那樣做的。那樣的疾病在現有的醫療技術下根本無法治療，而且那種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雖然那樣的方式對自己和家人太過殘酷，但是用那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痛苦又何嘗不是最好的選擇？
我曾經是醫生，因爲見過病人太多的痛苦，所以我是贊同安樂死的。可是，正因爲我曾經是醫生，也就更加明白這其中存在着太多的倫理學方面的問題。正因爲如此，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極少數的國家對安樂死問題有着合法性。
我認爲，生命權既然是一個“生”的權利，就應當包含在一定的條件下選擇“死”的權利。
這就是有限的生命支配權。這不是說輕生是合法的，人沒有選擇自殺的權利；但是，到了身患絕症，臨近死期，正在遭受“生”的極度痛苦而又不堪忍受，醫務部門也予以認可的時候，人選擇寧靜、有尊嚴的“死”，應當符合生命權的定義。
這樣做，纔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他頓時沉默。此時我開車正
經過鬧市區，馬路上堵車的情況比較嚴重，出租車和部分的私家車見到縫隙就往裏面擠，喇叭聲隨時響成一片。
這時候堂弟忽然說話了，“這麼多年了，國內還是一樣。人們想到的都是自己，不按規則行事。這次我回國，看到的都是這樣的情況。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但是人們卻變得越來越不守規則，越來越自私。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上講，中國比西方發達國家相差至少一百年。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大多數人都自私，那麼這個國家也就沒有任何的規則可言，法律也就會流於形式。這樣的結果，受到傷害的只能是大多數人，因爲只要少數的人才能夠享受到特權所帶來的好處。”
這時候我才發現他其實並沒有變，因爲他還是看不慣這裏的一切。不過我卻又不得不承認他講得很有道理，而且也觸及到了國內目前所存在的問題的實質。
我笑道：“那你說說，這樣的情況怎麼才能夠改變？”
他說道：“沒有辦法改變。只要特權廣泛存在，只要大多數人有着追求特權的思想，這樣的情況就不會改變。”
我禁不住就笑，“幸好是在現在，要是在過去的話，你這樣的話可是很反動的。”
他搖頭道：“我反動嗎？我哪裏反動了？我講的是實話。比如哥你，你現在可是市長，在你的意識裏面都沒有那樣的觀念，你看你今天開車的情況，不繫安全帶，壓黃線行駛……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不應該的？你肯定知道是吧？可是你卻偏偏要那樣去做。
爲什麼呢？因爲你覺得這不是什麼大事情，因爲大家都這樣在做。要知道，你可是市長，是有着一定級別的官員，在你的眼裏，所謂的交通規則只不過是寫在法律條文裏面的文字，執行與否根本不重要，這就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