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都相信一點,驕傲的人總有他自以爲值得驕傲的資本。

    這個孫大寶,我在這段時間暗地裏去了解過一些他的情況。總的來講,這個人還算是比較清廉,能力上不算特別強,但是做事情倒是有板有眼,有時候也還有他自己獨特的思維。也許這正是組織上讓他留下來繼續擔任政府第一副職的原因吧

    可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

    這個人說到底還是比較高傲,而正是他的這種高傲,就往往容易自我誇大自己的能力。如果我們注意的話,就很容易在人羣中分出三種類型的人出來:自卑,自制,自大。

    自卑的人往往是因爲被別人打擊,或者自認爲距離自身的要求相差很遠。自大就是對自己能力的一種自我誇大了。而我們大多數的人還是能夠做到自我剋制和自我調控的。自卑和自大隻是一種情緒,與一個人的地位無關。比如以前我就一直認爲康德茂的內心有着一種自卑的情緒,像陳書記那樣的人就明顯是屬於自大了。還有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阿q之類的小人物也一樣會自大。

    從古到今,清官是最容易自大的。因爲清官的道德標準很高,他們在內心深處看不起庸俗的人,更鄙視貪腐、因爲背景而獲取高位的人。古時候的個別清官,因爲過於的自大甚至產生了變態的人格。比如人們傳頌的清官海瑞。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海瑞其實並不是人們傳頌的那樣。歷史上真實的海瑞其實能力非常的平庸,但是他的清廉卻是真實的,據說他生前住的地方非常破爛,家裏的生計都難以維繫。他有個女兒因爲接受了鄰居的一塊甜餅,海瑞竟然暗示自己的親生女兒自盡以保持名節。

    還有,如果我們去反觀歷史就會發現:自古清官多酷吏。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就像一張紙,必定有正面與反面,將紙剖開,變成兩張,每張還是有正反頁,古人謂之陰陽共生。清官與貪官是爲官的兩面,清劉鶚在老殘遊記中對清官的評價最直白: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以爲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劉鶚所說的剛愎型清官大多就是酷吏了。

    歷史上最早出名的酷吏是漢武帝時代的張湯,古代最大的政治是維護皇帝的家天下,所以要想平步青雲,現在叫火箭幹部,主要的手段就是告對手“犯上”,一告一個準。張湯摸準了這個規律,所以他就上去了,權力最後比宰相還大,他發明的罪名叫“腹誹”,真是很有創意,當然出來混要還的,最後被迫自殺。張湯死後,家裏的財產不超過五百金,都來自皇上的賞賜,沒有其他產業,算是個標準清官,但害人不淺。

    自古至今,中國人評價官員一向愛用簡單的兩分法:“貪官”和“清官”。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對於“貪官”的無比憎恨,可以說是“必欲食其肉,寢其皮”方纔解恨;而對於“清官”,則一律加以敬仰膜拜、感激涕零。

    由於對清官有一種“盼之如雲霓”的迫切心理,在中國民間甚至形成了一股濃郁的“清官情結”,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中國的戲劇等文藝表現形式中。“清官戲”和“清官故事”已經成爲一個不衰和最爲人津津樂道的熱門題材。

    然而,如果對這些所謂的“清官戲”或者“清官故事”認真深挖下去的話,就會發現這些文藝作品所歌頌的所謂“清官”的數量實在是屈指可數,最著名的不過就是翻來覆去的包拯、海瑞等幾個人而已。其實,像中國民間這種簡單地用“清”或“貪”的“二元標準”來評價官員,未免失之於偏頗和單一。對於官員來說,“清”與“貪”,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評價標準,但是更爲重要的評價標準還有很多,譬如:“能”與“庸”、“明”與“濁”、“勤”與“惰”,等等。而如果能夠採取更加實用一些的標準的話,甚至完全可以這樣看問題――即如果一個官員是“能吏”,是真有治世之才和治世之能的話,那麼即便他“貪”一點,相對於那些既無才能又十分貪婪的官員而言,這個官員也還是屬於不最壞的一類。

    簡單地以官之“清”和“貪”來論處官員的人往往忽略了一點,這就是一個官員如果僅僅只是個清官,但卻無能無才,整天渾渾噩噩,甚至藉靠在道德上的白璧無瑕而恣意妄爲的話,那對百姓而言,其危害程度一點也不次於那些有點治世能力的“貪官”的。這樣說也許令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但卻是可以被歷史和現實的諸多案例加以複驗的一個結論。

    撇開這些不說,即以中國傳統文藝作品所精心打造的那幾個清官形象而論,倘若把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與歷史鏡像中真實的清官一一加以對照,就會發現這些文藝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其實都是一些被深度加工後寄託了中國民間審美情趣和訴求的理想人物,與歷史真實有天壤之別。

    比如歷史上著名的“酷吏”張湯,在死後“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以至於下葬時“有棺無槨”,令皇帝也爲之動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必然的緊密聯繫看來,還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歷史命題。

    總之,在極權專制政體下,清官往往是個人的悲劇、家庭的悲劇和社會的悲劇,同時也必然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在一個被柏楊稱之爲“文化大染缸”的體制裏,要想保持人格的清白,達到“衆人皆醉,惟吾獨醒”的境界,那註定是非常艱難的,同時也註定了在這個體制裏永遠是個不受人歡迎和到處碰壁的“異數”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官員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最終發展成爲像海瑞一樣的人格分裂者,他和趙禹、張湯一樣的好血鬥狠者,也正在情理之中。

    由於清官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十分孤立,其實也是不能指望他們能夠像清官題材的文藝作品所描寫的那樣,真的能爲民衆辦成什麼大事的。

    因此,就實用價值來說,清官們的正面作用可以說是相當微弱,其副作用倒是十分明顯。

    在極權專制體制下,清官往往成爲一副“麻醉劑”,在一定程度上遮蓋了制度造成的黑暗和腐敗,只會讓人產生出不切實際的希望,助長了更大範圍內的罪惡的產生和蔓延。這大約也正是歷朝歷代都要隆重推出幾個清官典型在民間加以宣揚的原因吧

    一直以來我都在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正因爲如此,當我離開上江市的時候,老百姓給我送萬民傘的事情才讓我的內心深處一直有些但顫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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