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白了。”米海耶夫簡短地答應道，接着又小心地問了一句：“師長，您還有別的吩咐嗎？”
我略想了想，說道：“詳細的任務，我向參謀長已經告訴你了。我要叮囑你的，是在見到德軍指揮官以後，告訴他，爲了方便他們收斂陣亡官兵的屍體，雙方停戰一天。最重要的一點，是來收屍的官兵，除了不能攜帶武器外，還必須打白旗。”
聽到我讓德軍打白旗時，基裏洛夫像打了雞血般興奮了起來，也連聲附和：“對對對，師長同志說的對。米海耶夫中尉，你見到德軍指揮官時，一定別忘了讓他們打白旗這件事。”
“請政委放心，我一定不負使命。”米海耶夫響亮地答道。
等米海耶夫離去後，阿赫羅梅耶夫向我們彙報了昨晚奪取蘇維埃大街戰鬥的詳細經過，他總結髮言時，說道：“從昨晚的戰鬥來看，二團一營和一團三團的聯合部隊的巷戰技戰術水平非常之高。由於敵人是剛剛佔領蘇維埃大街不久，他們來不及構築工事、建立牢固的防禦。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指揮作戰的霍魯紹夫上尉。將部隊化整爲零。以小股隊伍爲單位採取行動。小分隊是10~20人爲單位的。隨着指揮員的一聲令下，他們便動作迅速地衝進路邊的樓房，並在裏面進行獨立作戰。這種打法完全出乎敵人的意料，所以他們纔會被我們打得潰不成軍。”
基裏洛夫聽阿赫羅梅耶夫說完後，點了點頭，向他說明：“參謀長同志，你到獨立師的時間還不長，可能還不清楚。這支部隊從組建開始，奧夏寧娜師長就是按照打巷戰的模式，來對部隊進行訓練的。據我所知，她的這種訓練方式，在第64集團軍司令部還引起過爭議，畢竟當時我們和德軍打得都是面對面的陣地戰，巷戰根本就沒有什麼用武之地。如果不是在該集團軍擔任副司令員的崔可夫幫着說好話的話，奧夏寧娜上校的這種訓練早就被上級叫停了，沒準連獨立師的師長職務都被撤掉了。”
“是這樣嗎，師長同志？”阿赫羅梅耶夫聽完後好奇地問道。
我點點頭。肯定地說：“是的。隨着我軍部隊在頓河沿線節節後退時，我就預料到接下來的戰鬥將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展開。所以才未雨綢繆提起對部隊進行巷戰方面的訓練。”
阿赫羅梅耶夫聽完後，喫驚地說道：“師長同志，您真是太大膽了。早在一兩個月前，您居然就敢猜想戰鬥會在斯大林格勒進行。如果被內務部的人知道，您的麻煩可就大了。您的這個猜測，就是等於說敵人有可能佔領這座以最高統帥名字命名的城市，那麼，說得好一些，這是荒唐無稽的想法，說得不好一些，就是失敗主義的表現嘛。”
基裏洛夫擺擺手，打斷了阿赫羅梅耶夫：“行了，參謀長同志，別說這些了。四團新修的防禦工事怎麼樣了？”
阿赫羅梅耶夫聽他這麼問，連忙回答說：“師長、政委，我正想向你們報告。蓋達爾中校的部隊進入北面高地後，在一團原有的基礎上，加固並完善了防禦工事。”
“四團在原有的兩條戰壕外面，又構築了大批的半月形工事，在分散了原來擁擠在戰壕裏的兵力同時，也增加了火力的強度。”
基裏洛夫聽後，點了點頭，接着又擡頭對阿赫羅梅耶夫說：“告訴蓋達爾中校，光有完善的防禦工事還不夠，一定要把握住部隊。假如再出現二團那樣的臨陣叛逃事件的話，到時被追究責任的，就不僅僅是什麼連排長，就連營長也跑不了。”
“大兵團作戰，軍紀一定要嚴！”雖然明白這是老生常談，但該說的時候還得說。爲了讓手下的那些指揮員都能引以爲戒，我咬了咬牙，將一個不亞於227號命令的連坐法，作爲自己的軍令進行傳達：“參謀長，記錄命令：在戰場上，凡是未經上級允許，一班同退，只殺班長；一排同退，只殺排長；一連同退，只殺連長；一營同退，只殺營長；一團同退，只殺團長。”
我的話說完後，基裏洛夫和阿赫羅梅耶夫都愣住了。過了半天，基裏洛夫才小心翼翼地對我說：“奧夏寧娜同志，這種軍法是不是太嚴厲了？”
我擺擺頭，打斷了企圖勸說我的基裏洛夫，同時說出自己的理由：“政委同志，我知道這個法規沿襲了舊軍隊的軍事法規，甚至還有些法西斯的味道。但在我們目前面臨着死生存亡的特殊時期，是非常有效的，我相信可以激勵我們的指戰員，使他們在衝鋒陷陣時可以毫不畏縮，不怕流血犧牲。我相信未來的實踐可以表明，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見我的態度堅決，基裏洛夫便打消了勸說我的企圖，轉身吩咐阿赫羅梅耶夫：“參謀長，把師長的命令傳達給各團，同時上報給集團軍司令部。”
阿赫羅梅耶夫剛把我所發佈的新軍法上報給司令部，崔可夫就給我打來了電話。他在電話裏急匆匆地問道：“奧夏寧娜上校，出了什麼事情？我想問問。你爲什麼會突然給各團下達這麼一道莫名其妙的命令？”
“司令員同志。”我早就意料到這道命令上報後。勢必會引起了上級的關注，所以此刻聽到崔可夫的問話，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說：“我就是不說，您也知道目前的情況
惡化到了什麼樣的地步。獨立師在馬馬耶夫崗堅守不到一個月，全師減員就接近了三分之二。接下來的戰鬥，將會更加殘酷，在這種情況下，不免會出現貪生怕死的動搖分子。如果不制定嚴厲的軍規，我擔心會一旦出現逃兵，將會導致我們防線的崩潰。”
崔可夫聽完我的話，沉默了很久。他遲遲不說話，如果不是聽到聽筒裏傳來司令部裏嘈雜的人聲，我甚至還以爲他已經掛斷了電話。
我擡手看了看錶，崔可夫的沉默已經過去了好幾分鐘，我正打算提醒他時，他已經搶先說了話。他似乎是在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才下定的決心：“奧夏寧娜同志。上次你向我提起的‘以水代兵’計劃，你再和指戰員們研究一下。看有沒有實施的可能。”說完，不等我說話，便徑直掛斷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