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朱可夫就算不對我說這話，我心裏也想明白了，這個所謂的山寨版“空中補給線”，本來就是我模仿美軍在幾年後的那條空中線路，並非自己的獨創，既然它已經完成了快速爲兩個登陸場進行補給的歷史使命，取消就取消了唄。
我還沒有說話，馬利寧就開口問道：“元帥同志，我想知道，我們將在什麼時候，發起對德國人的進攻？”
“目前我們的部隊還在集結，火車和汽車還在一刻不停地朝着盧布林運送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朱可夫表情嚴肅地說：“但對我來說，這些物資還遠遠不夠，我們至少還需要囤積兩個月以上的物資，才能對正面的敵人發起進攻。”
“兩個月以後，”馬利寧默默地算了算時間，開口說道：“也就是說，我們最快要等到一月中旬，才能向敵人發起進攻？”
“沒錯，我就是計劃在一月中旬對敵人發起新一輪的進攻。”朱可夫肯定地說：“根據我的計算，到時我們的部隊至少囤積了能使用四十天的物資，要和敵人打一場戰役是完全綽綽有餘的。”
兩人在對話時，我卻在想另外一件事：德軍在遭到了盟軍的一連串打擊後，好像搞了一個什麼反擊戰…嗯，想起來了，叫“阿登反擊戰”…曾經一度把盟軍打得狼狽不堪，美軍第106師的兩個團頭像，8000多美國人當了俘虜……
“麗達！”我在努力回憶阿登反擊戰的具體時間時，忽然聽到朱可夫在叫我，連忙應了一聲：“元帥同志，請問您有什麼指示？”
“我想問問你，在白俄羅斯戰役前，活躍在敵後的游擊隊給予了我們巨大的支持。如果不是他們擾亂德軍戰役後方，阻止德軍向前線輸送預備隊，用無線電通報德軍的移動情況。特別是在6月20—23日期間，他們使通往最重要地段的鐵路陷於停頓，擾亂了其他鐵路線的運行。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要獲得白俄羅斯戰役的勝利，勢必會付出更加巨大的代價。”
“沒錯，元帥同志，”對於朱可夫的這種說法，我點着頭回答道：“單純依靠正面進攻，很容易讓戰鬥陷入膠着狀態。必須有游擊隊在敵後協助，給敵人造成干擾，打亂他們的部署，我們才能更容易取勝。”
“但是我們如今在波蘭的領土上作戰，而活躍在敵後的波蘭游擊隊，是不願意和我們合作的，這一點在你們進入華沙舊城區的戰鬥就能看出來。”朱可夫虛心地向我請教道：“你有什麼好辦法，讓德國人的後方也變得不清靜嗎？”
我剛剛正在回想有關“阿登反擊戰”的內容，聽到朱可夫的這個問題後，我立即將兩者聯繫到一起，所以能很快回答說：“元帥同志，我有一個辦法，可以有效地擾亂敵人的後方，使他們不能集中精力對付我們的進攻部隊。”
我想到的自然是德國的特種部隊的領導者奧托·斯科爾茲內，他是在1943年4月因爲在戰鬥中表現突出，而進入了德國中央保安局第六處從事特種作戰工作。同年九月，他因受命率領特戰部隊兵不血刃地救出了被軟禁的墨索里尼，而名聲大振。
今年的十月，他再次率領特種部隊，成功地劫持了打算與蘇聯簽訂停戰協議的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海軍上將，迫使匈牙利繼續留在軸心國陣營。
而在阿登反擊戰開始前，斯科爾茲內親自挑選了約2000名會講英語的德軍士兵，組成突擊小分隊，換上美軍的制服，乘坐美軍的吉普車大膽穿插到美軍防線後方，到處襲擊美軍士兵、切斷電話線、倒轉路標、佈設虛假地雷標誌等，攪得美軍後方一片混亂，人人自危。
爲了搜索這些德軍小分隊，美軍到處設卡攔截相關車輛進行檢查，任何人如果回答問題時引起懷疑就會被立即羈押起來，等待後續甄別。就這樣，幾十萬美軍只要在路上相遇就會互相盤問，一時間人心惶惶，不得安寧。
在行動初見成效後，斯科爾茲內計劃開始第二步行動，即命令第150裝甲旅的全體官兵身着美軍坦克兵制服，駕駛美式坦克由戰線北翼長驅直入奪取馬斯河上的橋樑。可惜這項極其大膽的穿插行動，由於作戰計劃被美軍截獲而流產，否則將會給美軍造成更大的混亂與破壞。
於是我將斯科爾茲內的計劃改頭換面以後，向朱可夫講了一遍，最後說道：“我們現在可以召集懂德語的人手，進行祕密地培訓，並在戰役打響前一週，派到敵人的後方去搞破壞，擾亂敵人的部署。而且就算戰鬥打響以後，他們依舊可以大肆破壞德軍的電話線路，更改行軍的指示路標，甚至還僞裝成憲兵將增援前線的德軍部隊指向完全錯誤的方向，給德軍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朱可夫聽完我的全部計劃後，遲遲沒有說話，只是皺着眉頭在苦苦地思索。我盯着他的眼睛，心裏忐忑不安地想：“他不會否定我的這個計劃吧？”
不過事實很快就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他的眉頭舒展開來，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麗達，你的這個計劃很瘋狂，但是聽起來也很不錯。我個人認爲是完全可行的，既然戰爭爆發的初期，敵人可以化妝成我們的戰士，深入我軍的縱深搞破壞，那麼今天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對付他們。這個計劃我會立即上報最高統帥部，只要他們一通過，我們就立即從部隊裏挑選懂德語的指戰員開始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