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軲轆碾壓着殘雪“吱呀呀”作響，王朋趕着馬車，手裏的馬鞭在空中打了一個鞭哨，“大郎，縣城馬上就要到了，是先去縣衙，還是回宅子？”
甄乾每次來縣城都要住上二三天，不僅要到商鋪裏看看，還喜歡到奴隸市場鄒遊一圈，住客棧當然沒有住自己家舒服方便。
鹿泉縣交通便利，周圍有鹿泉河、太平河、滹沱河、清水河、洨河、金河，還有古運河等河流，形成了南北交通大動脈，舟船穿梭、物流通暢、商賈往來雲集，繁華程度不亞於恆州所在地真定。
唐代以人口戶數劃分州縣等級，州縣的等級和官員的級別對應，戶口二萬以上爲中州，三萬以上爲上州，親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爲上州。以六千戶已上爲上縣，三千戶已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中下縣，其赤畿望緊等縣，不限戶數。併爲上縣。緣邊州縣，戶五千已上亦爲上縣，二千已上爲中縣，一千已上爲中下縣。
唐代共設置有358個州，1557個縣，縣的長官叫縣令。縣之管理規模的大小和行政級別的高低，或根據區位地理而定，如京城附近的重要縣域曰“京縣”，又曰“赤縣”；或依地域條件的優劣美惡而有“畿縣”“望縣”“緊縣”之別；但更普遍的是根據土地面積、人口、財政稅收的多少而分爲若干等次，如劃爲上縣、中縣、中下縣、下縣四個等級。像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等大縣，謂之“京縣”，縣令爲正五品，相當於我們後世深圳、廈門、大連、青島、武漢等副省級市的市長。京兆、河南、太原三府所管諸縣謂之“鎮縣”，縣令爲正六品，相當於後世地級市的市長。諸州上縣縣令爲從六品，相當於後世湖北省仙桃、天門、潛江等副地級市的市長。中縣縣令爲正七品，中下縣縣令爲從七品，下縣縣令爲正八品，則只相當於我們今天的鄉長鎮長了。所以，縣令並非個個都是“七品芝麻官”。
鹿泉縣戶數超過六千，自然爲上縣，縣令正六品。
上縣設有縣令一人、縣尉一人，和縣丞、主簿一到二人，這些都是官。縣衙中不僅有官還有吏，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人；（萬戶已上增置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戶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餘同畿縣。）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加起來超過了一百多人。
唐代的戶籍制度有兩個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徵稅徵役，二是實現社會管理控制。歷代王朝建政之後，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統計、登記全國人口。
申報戶籍信息的時候，還必須接受一道叫做“團貌”的程序。“團貌”，繼承自隋朝的“貌閱”制度，意思是說，縣衙門在居民登記戶籍時，
唐代的戶籍檔案通常還記錄有人戶的體貌特徵，如膚色﹑身高﹑面部有何特點。註明了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類的文字。古代沒有照像技術，這些對體貌特徵的描述相當於照片，可以防止作僞，也可作爲民戶脫籍逃亡後的追捕線索，這也顯示唐代的戶籍制度已發展得更加嚴密了。
在甄乾看來，唐代戶籍制度還不嚴謹，許多隱戶根本無法統計，家生子、婢生子等等都在內部消化了，有些山林水澤中的人口根本不與外接來往，真正有多少人口恐怕就連當地人都說不清楚。
唐代大部分州縣的佈局都參照長安城的設計，只不過規模小了許多，雖然沒有見過長安城的雄偉壯闊，鹿泉縣城有十六坊，東西南北各有一條最寬的街道貫穿整個縣城，縣衙坐落在縣城的北面，整個縣城東西寬，南北窄，最寬處有四里，最短處也有三裏。
鹿泉縣中的坊市結構同樣嚴整，坊是居民區，市爲商業區，一般每座坊市縣城中都有一個市，長安城中有東西兩市。市內設有一列一列的“行”或“肆”，一般稱有三十六行，七十二行，甚或三百六十行等等說法，同業店鋪常集中在同一行或數行之中，對百姓進行交易。
後世的市場一詞就是源於此，市場設有專職的管理官員，且有嚴格的管制規定。其後爲便於對業界的聯繫和管理，設有“行首”或“肆長”，一般由縣衙任命，也可能由行業自行推出再由縣衙任命。
坊市制度到唐代末期已經鬆弛，到北宋中期以後就完全崩潰了。
坊市制度的起源是爲了對城市實行有效的管理，同時兼有軍事功能，市、坊嚴格分開並將居民區用圍牆圈起來，實行坊裏鄰保制、按時啓閉坊門制、宵禁制等有利於加強對城市居民的管理和控制的配套措施。
唐朝政府還規定“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和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唐後期草市的大量出現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這一整套城市管理制度和相關規定仍舊具有衆多合理之處。首先，將商品分門別類設立專門的行，既便於市場管理又有利於市人交易。其次，加強對度量器物的管理，有利於維護交易秩序和消費者合法權益。再次，加強質量管理和禁止非法牟利，有助於維護交易秩序。最後還有對市門的修繕和禁止在市中聚衆擾亂等規定，都有利於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
從唐初社會的發展來看，坊市制基本上能夠滿足城市居民經濟生活的需要，對於唐前期城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具有積極的作用，只是隨着經濟的發展，這種城市結構已經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