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和那些只會讀死書的書呆~子有本質的區別。像華歆、鍾繇、王朗這些人，都是一時之大儒，個個博學多才，鍾繇還是個書法宗師，可是，在劉厚眼中，這些人都比不上陳羣。
這些人都是隻憑自己那見識誇誇其談，不會幹實事之輩。關鍵是，他們那見識在劉厚眼中也是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些人都被儒家經典所束縛，眼光見識太狹隘，太死板，太侷限。
以劉厚領先他們將近兩千的見識眼光，可以完爆他們幾條高速公路，所以劉厚根本不需要聽取他們的什麼治國之道。他們甚至比不上司馬懿。
司馬懿是詭計多端，行~事也不拘一格，不會被什麼仁義道德那一套東西給束縛住，但是，司馬懿是能解決實際問題。遇到什麼難題去問他，他往往能給出一個可執行性很強的解決方案，而且他給出的解決方案很多時候天馬行空一般，是一般人未必能想得到的，但是這些方案又的確能解決問題。
在劉厚眼中，只要能解決實際問題就足夠了，至於他有時候出的主意有面厚心黑，劉厚並不是很介意，其實在本質上，劉厚也是一個這樣的人。只不過他身爲皇帝的身份，讓他在行~事時多少要注意一下影響而已。
反觀這“三公”，每次話都引經據典，但是劉厚聽了半天覺得他們的都是廢話，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實際問題，於是只好打發他們到學院去教書了。
劉厚覺得，既然他們是大儒，是文化人，那就還是去做學問、去教書育人好，至於做官，根本就是專業不對口嘛。特別是鍾繇，明明就是個書法家嘛，而且在書法上的成就可以影響千古，那他不去研究書法就是浪費了。
“大漢龍騰學院”也有國學專業，專門研究儒家經典，其實不但儒家，其他什麼法家、墨家、陰陽家等等都有一，些人在研究，劉厚立志恢復百家爭鳴的局面，重新繁榮古中國的學術界，劉厚稱之爲華夏文藝復興。
可憐這三位昔日高居朝堂的“三公”統統淪落爲教書匠。王朗、王肅兩父子，對經學研究頗深，所以他們負責校注儒家經典。後來，王朗撰寫了周易傳、春秋傳、孝經傳、周官傳等文集。
王肅則注尚書、詩、論語、左傳等經典，兩父子都在學術上取得不菲的成就。華歆的成就沒有王朗高，但也著有文集三十卷，也算是頗有成就了。
鍾繇在書法方面頗有造詣，是楷書楷的創始人，被後世尊爲“楷書鼻祖”。他對後世書法影響深遠，王羲之等後世書法家都曾經潛心鑽研學習鍾繇書法。鍾繇與王羲之在後世被並稱爲“鐘王”。
這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了，劉厚當然不能白白浪費了這種
人才，於是劉厚讓他在學院專門教習書法。還讓他成爲全國書法協會的主~席。
總算劉厚還顧及他們的面子，給了他們每人一個祭酒的頭銜，也即相當於校長的地位。不過這個祭酒只是名譽上的，或者只是享受待遇，但是沒有多少權力，並不能參與學院的管理。
相對於對這“三公”的冷淡，對於陳羣，劉厚是要有大用的，他需要陳羣幫他建立新的政治制度還有修改律法。所以，劉厚一上來就直接封了陳羣一個“尚書”的官職，讓他開始研究制定新的政治制度。
尚書這個官職其實已經很大了，特別是對於一個敵國的降臣來，再看看“三公”的下場，陳羣就更加感激涕零了。他發誓一定要爲大漢、爲建興皇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感動的陳羣欲將他發明的九品中正制獻給劉厚，劉厚對此卻沒有什麼興趣。前文過，漢代的察舉制有很大的缺陷，人才的發掘高度依賴地方官的舉薦。
這就很容易滋生，同時也會造成那些大家族做官的人越來越多，最終全國的政權都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上。陳羣發明的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的標準是家世、品德、才能並重。
同時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剝奪了州郡長官自闢僚屬的權力，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有利於加強中央的權力。然而九品中正制沒有擺脫靠人舉薦這一桎梏，也即是，選拔人才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於中正官的主觀判斷。
長此以往，九品中正制肯定會和察舉制一樣，被世家大族所利用，最後導致國家大政依然操縱在這些世家大族手中。事實也的確如此，歷史上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後，開始時的確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選拔標準開始發生變化。
首先，選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擔任，而被選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時他們也往往出任高級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選拔權就被世家大族所壟斷，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最終成爲世族地主操縱政權的工具。
作爲這個國家的主人，劉厚絕對不想這種情況發生，必須打破世家大族對政權的壟斷。後世的皇帝爲此想了很多辦法，比較有效的就是科舉制度和三省六部制。
科舉制度可以使選拔人才完全以個人的才能、學識這一客觀條件爲依據，和出身沒有任何關係。特別是試卷塗名甚至謄抄過之後再給考官閱卷，基本上杜絕了夥同考官作弊的可能。
這就使得那些在朝中擔當重任的大臣也無法將手伸到科舉考試上去，也即是，那些世家大族也無法干涉到國家的掄才大典。這樣平民士子纔有出頭之日，時間長了，寒門士子越來越多充斥於朝堂，那些世家大族就無法再壟斷國家的政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