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不得不提到“買辦”這個詞語，這是外商進入中國後催生而來的。
買辦是受僱於外商並協助其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的中間人和經理人。
由於需要熟悉英語和對外貿易，最早的買辦是廣東的掮客轉變而來。
隨着中國的口岸開放增多，租界變廣，經濟業務擴大，買辦緊縮，以前以合同形式與洋行形成臨時僱傭的掮客逐漸成爲固定的代理人，即買辦。
買辦不僅是洋行的總管，賬房和銀庫管理員，還是大班的機要祕書。
外商進入新開口岸，尋找一個當地有實力的買辦是首要任務，他們大半僱傭廣州原有的買辦或由他們薦引的故舊親友。
隨着外商勢力的擴張，寧波、湖州等地先後出現大批當地買辦。
至19世紀60年代，通事、買辦已成爲士農工商之外的另一行業。
以經手洋行生意爲主要職責的買辦，，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僱員身分的標誌，而佣金則成爲其重要收入。
張常福就是一個標準的買辦。
他頭腦精明，善於抓住機會，在上海百代公司的發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初正是他帶着灌錄設備和技師前往北平，灌錄了大批京劇名家的唱片，才使得百代公司一舉成名。
在灌錄林子軒的唱片時，他同樣持積極態度，因爲他意識到流行歌曲是唱片行業的生機。
然而，林子軒得寸進尺，要求分成，這嚴重損害了張常福的利益。
在張常福的收入中，薪水只是極少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佣金，而且他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是獨立商人。
不少上海的唱片經銷商背後都有他的資金，有些甚至是他親戚開設的。
林子軒要求分成，對於法國人影響不大，只要把這筆錢轉嫁到唱片價格上即可，損害的是張常福的利益。
所以，他拒絕了林子軒。
不過現在形勢不妙，新唱片失敗，法國人很不滿意，他需要林子軒來扭轉不利局面。
特別是他聽說林子軒在和謀德利洋行接觸的時候，就更爲焦急了。
謀得利洋行是上海百代公司的最大競爭對手。
1897年，位於南京路上的英商謀得利洋行最先將蠟筒留聲機和圓柱形蠟筒唱片引進上海，由於謀得利洋行的最先引進之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唱片被統稱爲“謀得利唱片”。
1903年3月中旬，英國留聲機公司的錄音技師弗雷德蓋斯堡來到上海，在謀得利洋行買辦徐潛麟的操持下，蓋斯堡於19日進行了中國本土的首次唱片錄音。
這批唱片被送往英國留聲機公司位於德國漢諾威的工廠內加工成片，批量生產，然後於當年6月運抵上海，由謀得利洋行代理銷售。
此後，謀得利洋行於數年內壟斷了中國的唱片銷售市場。
這種狀況直至1908年柏德洋行即日後的上海百代公司成立後才逐步得以改觀。
如今，在上海，謀得利洋行和上海百代公司競爭激烈。
東方百代公司代理法國百代唱機公司的產品，叫做百代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隻報曉的雄雞。
所以，報紙上戲稱兩家公司的競爭是“雞犬之爭”。
作爲競爭對手，張常福自然關注謀得利洋行的一舉一動，甚至在其內部安插了眼線。
於是，他知道了林子軒和謀得利洋行即將合作的消息。
這對他來說是個糟糕的消息。
他當初之所以拒絕林子軒，是知道其他唱片公司恐怕都不會接受林子軒的分成要求。
對於他們這些買辦而言，絕不會做出損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事實證明，謀得利洋行可能讓步了。
這些年，百代公司發展迅速，在唱片的質量和銷量上都穩壓謀得利洋行。
因爲技術原因，謀得利洋行的唱片質量不高，但勝在價格便宜，和百代公司有一拼之力。
謀得利洋行拉攏林子軒恐怕是想在唱片內容上有所突破，從而獲得發展。
想到此處，張常福坐不住了。
他要把林子軒拉攏過來，絕不能給謀得利洋行翻身的機會，否則百代公司在中國的市場將遭受巨大的損失。
張常福在上海有深厚的人脈關係，特別是在法租界。
他知道林子軒和馮敬堯的關係，而馮敬堯和法國人關係密切，他通過法國人的關係給林子軒傳達了合作的信息。
之所以弄的這麼複雜，是因爲他要用法國人來壓一壓林子軒，讓林子軒有所收斂。
這樣在談判的時候就不會太過被動。
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同，在法租界，是由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支配。
而公共租界則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任何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自治體。
所以，在法租界，法國人的權利很大。
張常福的意思很明顯，我老闆是法國人，你就算不給我面子，也要給法國人面子。
這是借勢
買辦依靠外商生存，藉助外商的勢力已經成爲他們的本能。
林子軒對這種依靠外國人打壓中國人的方式很不喜歡，不過並不妨礙雙方的商業合作。
誰讓在這個年代中國本土的唱片公司還沒有發展起來呢。
林子軒沒想過和謀得利洋行合作，謀得利洋行的唱片質量差不說，名聲還不好。
他們曾經爲了追求利潤，大批量的假冒戲曲名家的唱片，隨便找個人唱，就說是名家出品，因此騙了不少人。
和謀得利洋行的合作本來就是他釋放的煙霧彈。
他的確和謀得利洋行的經理談過發行唱片的事宜，也提到過分成的問題，謀得利洋行的經理猶豫不定。
林子軒藉助百代公司和謀得利洋行的競爭，給張常福施加壓力。
效果很不錯，他和百代公司再次坐到了談判桌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