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亂明風雲 >五十、湯若望
    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德國人,神聖羅馬帝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在中國生活47年,歷經明、清兩個朝代。逝世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康熙朝封爲"光祿大夫",官至一品(一級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穌會檔案館有他大量資料。

    湯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出衆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華40餘年,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

    他繼承了利氏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今天的農曆是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曆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曆"。他還著有《主制羣徵》、《主教緣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學東漸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滅的成績。

    從總的趨勢看,20一30年代,湯若望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時期,80年代發表的一有關湯若望的論述具有啓迪思維的作用,是需要進行更深入細緻的和全面的研究。

    湯若望1592年出生於德國科隆,就讀於耶穌會所創辦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學。這個學校非常重視對學生的素質教育,把培養學生虔誠善良的人生操守視爲主要目標。聰明好學的湯若望學習成績優秀。

    1607年,科隆城內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學被迫停辦。16歲的湯若望被當地耶穌會教區推薦到羅馬德意志學院學習。

    1610年,他學完了哲學、古典文學、數理天文學等全部課程,特別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顯示出他具有很大潛力和才華。他就是在這裏第一次接觸到伽利略的望遠鏡,並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

    1611年10月,湯若望加入了耶穌會,宣誓終生安貧、貞潔、服從。隨後,搬到了羅馬耶穌的聖·安德烈奧修道院,當一名見習修士,接受嚴格的修士訓練。並加入了靈採研究院,探索着不斷髮展着的新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

    安德烈奧修道院有一個圖書館,館裏藏着許多經過印刷,裝訂成冊的海外耶穌會士寫給總會的年報、報告、信函。

    湯若望經常到圖書館翻閱這些材料。早期傳教士在東方在中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讓他激動不已。他欽佩利瑪竇在中國採取的適應中國文化習俗的,所謂"合儒"的傳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結合。當他聽說利瑪竇神父以其數學天文學的智慧,驚倒了中國人,並且受到皇帝的優禮和敬重,爲上帝的教會開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領域時,他爲西方的數理天文這在中國獲得這樣的價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進入了羅馬學院。開始了爲期四年的神學和數學研究。羅馬學院是羅耀拉於1551年創辦的,雖說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學院",該學院的課程設置除宗教內容外,還有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機械力學、化學等科目。

    伽利略也擔任過該院的教師,他曾在學院的報告廳裏展示過經他改良後的望遠鏡,受到熱烈歡迎和欽佩。湯若望都聽過他的演講,對伽利略的學說產生濃厚的興趣。

    1617年,他以最優秀的成績完成了在羅馬學院的學業,晉升爲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閣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等22名傳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義派遣,從里斯本啓航東渡。

    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裏。傳教士們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爲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爲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氏的傳教路線,採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傳教士們被驅逐,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其時正是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大炮。滯留澳門的傳教士們以軍事專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隨行,得以進入內地。

    1622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中國人的服裝,把的德文姓名"亞當"改爲發音相近的"湯","約翰"改爲"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湯若望到北京後,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在住所內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湯若望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準確地預測了月食。還用了一種羅馬關於月食計算的方法,計算了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爲此,他寫了兩篇關於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各官員並送呈給朝廷。

    中國傳教會給他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與儒家學說,數理天文學以及傳教工作只是附帶的。他在北京見習了四年,在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的幫助下,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第一個將歐洲的最新發明介紹給中國,在以後的歷法改革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1627年,湯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閣的傳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他研究了從西安通向中亞、中東和歐洲的交通道路問題。爲此,他不斷向過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國朝廷進貢的附件小國的使團,打聽和記錄他們行走的路線,經過的國名、地名、驛站名以及來往商品的名稱、貿易狀況等等。他據此寫山詳細的研究報名,寄往歐洲。他還花了不少時間考察了歐洲長期爭論不休的契丹(catn)和北部中國的關係問題,理清了在中國的北部並沒有所謂契丹的地方。舊日所謂"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語對北京的稱謂。在地圖上應置於北緯40度,而竟置於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這些觀點和利瑪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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