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傑道：“我不喜歡殺人，更不希望鮮活的生命在面前輕易地消逝。前輩所作所爲，皆事出有因。您父親海龍王吳平在閩粵做海商，對大明朝廷而言，也許是海盜、是倭寇，但在晚輩心中，卻並不苟同。晚輩認爲閩粵沿海的百姓，撒網打魚、出海跑商，理所應當。當年朝廷實行因爲擔心外族居心叵測而實行海禁，斷了漁民們賴以生存的求生之道，吳平前輩帶領百姓冒死違禁跑商，被戴上了海盜倭寇的帽子，予以剿滅，本就是一場慘案，是悲劇！”
高傑來自後世，學的是考古專業，對明末的所謂抗倭戰爭做過頗多研究，在看待所謂倭寇海盜之時，有着客觀的評判。
要追溯這場奇特而慘烈的嘉靖倭患，要從明王朝開國時說起。出身農民，對藍色海洋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年）頒佈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許入海”，僅剩下一種扭曲的官方朝貢貿易，因其能帶來“君臨天下、萬邦來朝”的感覺而存活下來，爲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門縫。
明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先後接待了兩撥日本朝貢船，爲爭奪“正宗貢使”的身份，他們之間相互殘殺，殃及平民，釀成了極爲惡劣的“爭貢事件”。這讓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個口實，上疏“禍起市舶”，閩、浙市舶司遂遭廢止。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縫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時值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海路爲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着巨大的財富和商機。很快，如生命力極強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並在雙嶼港紮下根來——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明初時被列爲“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內遷，遂成爲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不久，以雙嶼港爲基地，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爲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集團羽翼漸豐，葡萄牙人則在島上修路建房，開闢市鎮。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爲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鐘、火器，南洋羣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於此匯聚交易。
在雙嶼港崛起的20多年時間裏，雖然走私嚴重，但浙海堪稱寧靜，海商志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爲了保護貿易安全，往往還剿滅小股海盜。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說：“佛郎機（指葡萄牙人）未嘗爲盜，且有利於吾民也。”
然而，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爲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並掠殺了謝氏宗族。
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干將朱紈前來鎮壓“倭寇”。這位出身進士的官員個性耿直，軍事經驗豐富，乃鐵血的海禁派。臨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謀與力量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後雷厲風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並培養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隨後他顛覆雙嶼港，並揮師入閩，繼續追殺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嶼後又贏得走馬溪大捷，擒殺中葡海商百餘人。
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摺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然而，他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勝利，正是巨大動亂之前最後的平靜，當海禁的口袋愈收愈嚴，手段也越來越殘暴之後，被顛覆的海商巢穴卻變成了巨大的馬蜂窩，捅掉之後，不知從哪裏迅速涌出了成千上萬的“倭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其實，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就是一羣反海禁的中國海商與海盜。翻遍嘉靖年間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領中的日本人極爲罕見，即使有，也是無足輕重的低等小頭目。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據一位被倭寇擄去五十多天的崑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錐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據歷史記錄，梳着倭人髮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這幫被朝廷定性爲侵略者的“倭寇”，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爲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於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中履，蕩遊于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裏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種種異狀，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
可見，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融都可以看出，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就是中國人。
明中葉以後，沿海地區人口過剩，加之土地兼併嚴重，賦稅繁多，很多農民破產，無以謀生，遂入海經商。可以說，利潤豐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貿易乃是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支柱，不僅平民以此爲生，連許多豪門巨室也踊躍投資。所以，在雙嶼港繁榮的二十多年間，舟山海域風平浪靜，鮮有“倭亂”記載。而雙嶼港覆滅後，喪失生機的衆多“海商”及其從屬只好轉以劫掠爲生，商變成盜。
謝傑便曾在《虔臺倭纂》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爲商，市禁則商轉爲寇。”嘉靖時邊防政論家唐樞更是洞若觀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爲寇也。”
這也合理解釋了朱紈的悲劇——他顛覆雙嶼港，斷了普通民衆生路和豪門勢族的財路，很快遭遇到閩浙權貴之朝中勢力的圍攻和彈劾。他不肯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留下了“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遺言，服毒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