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东周末年，强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国主嬴政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号始皇帝。但秦制太苛，以武立国后仍用重典，奴役天下，致民不聊生，汉高祖刘邦趁势斩白蛇起义，秦二世子婴自缚投降。
汉高祖认为秦朝是由暴zheng而亡，又没有诸侯国宗亲辅佐以巩固统治，便承秦制而改其太苛之处，为了优抚百姓，无为而治，改秦实行的郡县制为“郡国并行制”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王驻守各地，郡国两制并行导致各王国权力逐渐增大，景帝无奈削藩后又平定七国之乱，才初步削弱了王国的势力。武帝趁改制时夺去大批王侯的爵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似乎重德轻刑，实际却是“儒表法里”，并参照儒家标准，用孝廉制选拔人才，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这使拥有经济实力又掌握政权的世家门阀渐起。
后汉自章帝起皇帝连续绝嗣，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九帝都是孩童继位，年龄最大的桓帝才十五岁，最的殇帝仅诞生百余天，平均年龄不足九岁，皇权逐渐旁落于后族、外戚手中，皇权大大被削弱架空。皇权在一次次轮换中，神圣性和威严性逐渐消失。东汉中期，朝堂中外戚、宦官及后来与党人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土地兼并、赋税徭役和阶级矛盾加剧，各族人民苦不堪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朝廷无力镇压黄巾起义，地方势力在应邀围剿时乘机扩充军队，拥兵自重，形成了群雄割据混战的局面，地方名士控制了察举大权，察举征辟制的弊端不断显露出来。连续几十年的内战，黄淮流域杀戮惨烈，人民逃亡，经济破败，东汉名存实亡。
魏、蜀、吴三分天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奠定了曹氏势力的基础，曹操用人注重实际才能，有意取消门阀，虽然不论出身、不拘一格选拔了济济人才，但遭到各大势力、世家的反对，终于没能登基称帝。随着士族豪强势力的日益发展并逐步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其子魏文帝曹丕不得不采用凭门第出身选官的九品制拉拢世家。曹氏代刘汉而建立曹魏，但士族门阀也逐渐控制了人才的录用。
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期即世代为官，其中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的司马懿在抵御蜀汉及平定辽东过程中成为了魏国重臣，司马氏逐渐夺取政权开始专zheng。司马昭灭蜀后称晋王。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zheng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无论，决不心慈手软，砍头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正当司马昭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时，却一命呜呼。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国号“晋”，“魏”灭亡。而在四十五年之前，曹操之子曹丕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宣布魏朝的成立。司马炎平定刘猛叛乱、西北之乱，孙吴灭亡后三国时期结束。他为防被权臣篡政，将大批宗室封王，并给其兵权，在统一中原后又以为天下无事，遂将州郡的守卫撤除并与民生息，使边境的胡族大量徙居至中原。而其想以九品之制反对地方郡姓对选举的操作，但其设立的考官“中正”皆系势族出身，因此门阀逐渐壮大，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使门阀世家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权，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
晋皇族后裔琅琊王司马睿在贾后时期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与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王导结交密切，在王导的建议下渡江至建邺，并且极力结交江东大族。贪婪残暴、荒淫腐朽的西晋司马皇室被胡人亡国后，皇室贵族们狼狈不堪地逃到南方。司马睿在建邺称帝后改称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
东晋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南渡后在皇族中声望不够，势力单薄，得不到南北士族的支持，只能依靠世家王导，以皇权退却为条件，31年建立了东晋王朝。这也导致皇权对于朝臣及文人的控制，比以往的任何王朝都要松懈。甚至为了抵抗外敌，聚集民心士气，皇帝不惜下放皇帝的专有权力，与朝臣分享。所以才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东晋初年主弱臣强，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大权旁落引起司马睿极大的不满，他引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推行“以法御下”政策，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试图压制王氏权势，导致与琅玡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从而使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素有野心的王敦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杀戴渊等，王敦自己为自己加官进爵。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召姿容俊美、善谈玄理的名士庾亮任西曹掾，司马睿后聘娶庾亮之妹庾文君为世子司马绍妃。庾亮在东宫侍讲时与司马绍结为布衣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