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窝阔台灭金，忽必烈灭宋，以大都（今北京）为政治中心，建立起以蒙族贵族为统治主体的大一统政权。
至此，元代国土空前辽阔，再加上元代文学上承金代，故元朝一代的文学计算一般以元灭金的1234年为起点，至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结束，时间跨度共一百三十余年。
同时蒙古人建立的这个政权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文学，首先一点就是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促进了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这很简单，因为随着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无形之中就加强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而文化的融合，又大大的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
像是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开始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
比如将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其次大一统的政治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
因为元朝完成了南北的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断续纷争、对峙的局面，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交通的发达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
而蒙古人对土地的肆意掠夺与糟蹋，一方面也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市民。
加之文人失去进身之途，进入市民阶层，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至于元代异族统治与文学的关系思想文化方面，就比较相对宽松自由了。
当然，不好的一方面是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
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但儒学的实际影响力却是日益下降。
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各种宗教开放，导致这些宗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因此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同时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传统文人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思想空间和表达自由。
而创作主体方面，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地位下降，儒生上天无路，文人自我位置失落。
如明代的学者郑思肖的《大义略序中形容》：“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文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
他们遁入市井，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
像是后人总结元代灭亡的原因：“耽于逸乐，循至灭亡，其失在于纵驰。”
这其中主要包括通俗文学的兴起与繁盛，并且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要位置。
至于雅文学的话，还是以诗文为正统，以雅丽为正宗，以韵文学的发展为主，在以前这种文学是文人的专享。
而到了元代，文学主要是散曲、杂剧为主，用俗语、俗调，写俗情、俗人、俗事，文学成为平民大众的共同乐趣，因此通俗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散曲的话，就是鲜活的文学新诗体，而杂剧就是典戏剧成熟的标志与第一个黄金时代，可见此时通俗文学发展的较全面。
比如散曲、杂剧、说唱的代表有《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等。
此外叙事文学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因为在元代，叙事性文学万紫千红，呈现一派兴盛的局面，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
一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加入叙事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中，使文坛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们打破了语言障碍、走近现实生活、强化叙事能力。
还有就是以豪放诙谐的风格为主流。
要知道传统诗词，一直讲究蕴藉含蓄、端庄厚重；要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审美趣味：有意境、有韵味。
而到了元代文学，就变得欣赏豪放泼辣、直率诙谐；叙事一览无余、抒情痛快淋漓；浓厚的市井气息与市民趣味。
“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
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
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它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之为“话本”。
并且在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
到了元代，“说话”继续盛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话本，以讲史居多。
如《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
所以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
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
宋元的讲史话本究其实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亦文亦野，别成一家。
宋元小说话本则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
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