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秦国人们能否感受到“其乐无穷”。
但秦国确是在斗争中从一个“附庸”的游牧部落，渐渐成长为“西方大国”。
到春秋时期，著名的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一大批实力派人才，使国势强盛，曾两定晋君。
又帮晋文公重耳平定内乱，入主朝政，奠立霸业基础，他自己也成春秋五霸之一。
他自己是晋国的女婿，又两次把女儿嫁给重耳叔、侄搞“政治联姻”。
所以后人用“秦晋之好”来比喻建立“婚姻关系”。
但秦穆公以后，几代君主疲软，人才缺乏。
晋、楚、齐等国的势力又很强大，堵住秦国东出南下的道路，因而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
除了曾帮楚昭王打退吴军复国外，长时间没有什么作为。
国力不能发展，在各个诸侯国中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小，中原诸国甚至视之为“蛮帮”。
秦孝公继位后，决心要改变这种局势，重整当年穆公的“霸业”。
但手下几个大臣，如：
公子虔、甘龙之辈。
只会劝他“心稳勿躁、能忍且忍。
秦地易守难攻，受不到别国的威胁，只需等待，等到天降大灾于东方之后
不必费力就能占便宜。”
但孝公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
对于“等待论”，休说效果渺茫无期，就是能在他有生之年降临，他也难以忍受它的煎熬：
“奇迹也许出现，但要等一二百年，还是三四百年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寡人怎能让大好时光在等待中流失”
然而他却感到无奈：
“可惜呀我纵有冲天之志，但秦处西境孤陋寡闻，无羽翼辅佐，又奈其何”
秦孝公的近侍景监，很有见识，见主公感慨万分，便跪下禀奏：
“您求贤若渴，只恨无缘。
而天下士怀才不遇，求售无门者，也比比皆是，只为上下不通耳。
主公何不发布求贤令以高官厚禄招聘贤能。
其不得志于本国者，闻讯必来投奔。
择而用之，得一真才则天下定矣”
孝公听了，点头称赞，即张榜于京都及国内各地：
“昔我穆公自岐山、雍川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定界；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
天泽称伯，诸侯致贺。
给后世开创了何等光辉伟大的基业
只因厉、躁、简、出几代国君时期不宁多变，致使国家耽于内忧、无暇外顾，遂使三晋夺我西河。
我献公继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常欲东伐以雪败军之耻、夺土之恨。
不幸壮志未酬，驾鹤西去。
寡人每思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今与天下士约定，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者，寡人不吝万户之爵、万锭之禄，必裂土分茅以封之
国门大开，恭迎贤人才士。”
卫国人名“鞅”。
曾任秦国之相，因被封于商，后人称之为“商鞅”。
连中国的小学生都认识他。
卫鞅少年时曾师从于著名的政治改革家、魏相李悝。
从而渐渐形成系统的“法家”观念，主张“无亲疏、明赏罚。
以功利驱民，以刑法治民。”
其实，从齐相管仲就已开创“法家”之先河，最早提出：
“治世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惟以度量断之。
则其杀戮人不以为怨，其赏赐人不以为德。
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
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
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
就是说，治理国家，要以“法”的“度量”作为判断的依据。
不论亲疏、贵贱、远近、美丑，都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
像天、地那样遵循“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公正无私，则有罪被杀的人不怨恨，有功受赏的人也不感恩均应指对“执行者”。
因为这都是被赏、罚者自己行为的结果，而非出执行者的意志。
由于卫国已弱小到只能当魏的附庸，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卫鞅便在魏国寻求发展的机会。
李悝虽然很器重他，可惜已死，由于太年轻，资历还浅，便又投奔到吴起门下。
在西河地区当了几年兵，跟着吴起受益匪浅。后来公子卬需要谋士，吴起此时已开始受排挤，便又把他送了“礼”。
应该说，与公子卬的关系处理得挺好，已成为帅府的重要谋士。
庞涓就是在这时受到他的激励，投师学艺。
庞涓得势后，受恩不报反而排挤公子卬。
公子卬觉得让卫鞅留在自己身边陪自己赋闲是浪费人才，就又把卫鞅推荐给相国公叔痤。
公叔痤仅为中人之资，并不被魏惠王十分重视，尤其在“庞涓时代”。
相国只是一个摆设，但他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颇具识人慧眼。
通过观察和考察，认为卫鞅才能出众，可肩大任，便几次向惠王推荐。
可惜此时惠王被庞涓所迷，只信“武治”不信“法治”，对卫鞅不屑一顾。
公叔痤只好劝卫鞅且留在自己身边，忍耐一时：
“老夫拼死也要让大王重用你”
“最后一搏”的时刻到了。
公叔痤病重，弥留之际惠王亲自来探望，他做了最后的努力：
“卫鞅之才，胜臣十倍，望王授以相位，举国听之”
见惠王只是一笑，便长叹道：
“王若不用，则请杀之，流入他国，必成魏害”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急忙召卫鞅到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流下泪来：
“我已尽力了，但大王仍无用你之意。
为公，我劝大王不用你便杀你，以免资敌；
论私，我与你情同父子，你无罪而被杀，我心不忍，你快逃命去吧”
卫鞅一笑：“您放心吧，王不因君言用我，又岂能因君言而杀我还是留在身边服侍您吧。”
魏惠王果然没把卫鞅放在心上。
但公叔痤死后，卫鞅也无意继续留在魏国。
恰在这时传来秦孝公“招贤”的消息，他便黯然赴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