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以畢姓爲主的“東方紅兵團”和以邵姓爲主的“紅旗大隊”，鬥得你死我活，老村支書趙洪順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來批去，這位順子爺就是不認賬，“我搞過土改，鬥過地主，分過田地，參加過互助組，加入過合作社，如今是人民公社社員，我走的是一條革命的共產主義大道，從不知道資本主義是個啥樣，怎麼就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也太擡舉我了。”造反派說“你鼓勵社員養羊，就是搞資本主義。”“啊哦，我明白了，羊是資本主義，那牛就該是帝國主義了”結果引起一陣哈哈大笑，年輕人捂着嘴不敢笑出聲，老頭子咧着大嘴笑得“嘎嘎”響，老孃們笑得奶子直打顫。這位順子爺輩分高，土改時的老黨員，爲人正直，羣衆威信高，就是年紀太大了，雖然被掛了牌子，但卻無人膽敢對他動粗，老人家自然沒能享受到“陰陽頭”、“大彎腰”、“噴氣式”、“轟炸油炸”的待遇。造反派叫他交出兩委的大印，他裝迷糊，“丟了，不知放到哪裏了。”打倒四人幫後，兩委大印又出現了，有人問他“順子爺，咱大印你藏在哪裏了”他說“在我腰帶上拴着呢。”於是有了小唱“東山屯的大印在哪裏，在順子爺的褲襠裏。”
十年動亂，東山屯“其樂無”，只剩下“窮”了，催繳提留款，集資，出民工，成了管區的老大難單位，動亂期間，爲了搶班奪權，兩派打得頭破血流，你死我活，如今卻無人願意出任村支書、村主任，東山屯的兩委班子徹底癱瘓了。
永遠健康的副統帥溫都爾汗折戟沉沙那年，畢嗣根從部隊復原了，他，共產黨員，鐵道兵出身，年近三十，雖五短身材，卻威武不減，一天，管區書記傳來話，公社黨委組織部長張萬全叫他去一趟，畢嗣根心裏打鼓：部長找我有啥事兒管它啥事兒，去了就知道了。
畢嗣根騎着自行車，一路下坡，四十分鐘來到公社大院，來匆匆，回也匆匆，見過張部長，不到一刻鐘就出了辦公室，他神色不定，雙目憂鬱，滿面冷霜，心事重重地向回趕路。
畢嗣根的坐騎是一輛破舊自行車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舊自行車，就這樣還是借來的，回來路上，一路上坡，車子“吱咯”作響，畢某臭汗滿身，一個多小時纔回到東山屯，進了禮門，來到小學校，把車子還給學校的劉老師，便一頭扎進了老支書家，進屋，拿起水瓢，掀起缸蓋，舀了半瓢涼水，“咕咚咚”地灌了下去，長出一口氣，這才一腚坐在了炕沿上。
“共產黨員是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公社黨委決定我回東山屯擔任村支部書記，我說有困難，他說，共產黨員就要迎難而上，不要講價錢，服從組織的安排是黨員的天職。”
“還說啥”
“還說他很忙，沒空和我閒扯淡，就打發我回來了。”
“沒說待遇”
“說了，每月津貼200元。”
“這錢誰出”老爺子擔心錢由村裏出，東山屯窮的吊起鍋來當鑼敲，集資、提留任務幾年沒完成了，哪裏有錢
“公社出，爺，你說我幹，還是不幹”
老支書沉思一下，“幹。”接着深情地說，“根子，你看咱東山屯窮成啥樣了，破屋爛牆，人窮志短，大姑娘爭着往外嫁，老少光棍一大片，怕的是再這樣下去，咱東山屯就會斷了子孫，後繼無人，從地球上消失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咱爺們既然是共產黨員，就應該負起這改變家鄉的責任，你說你該幹，還是不該幹”老爺子反問一句，他緊抽了一口旱菸，然後把菸袋鍋子在鞋底上猛磕了幾下，落在地下的菸灰冒出一股青煙，光線昏暗的草房裏瀰漫着一股嗆人的菸草味，接着說“咱村這些年一直沒有發展新黨員。從土改過來，原有七個黨員，老大了三個，還有四個，我找他們談話，全力支持你擔任村支書。”
“誰當村主任”畢嗣根緊問一句。
“你說誰能當這個村主任”老爺子旱菸袋離嘴，眯着眼再次反問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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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善的捫蝨新話一書中寫道：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唯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陳善是南宋淳熙年間，即公元十二世紀後半期的人。在那個時候他就能夠提出這樣鮮明的主張，也算是難能可貴的了。他主張要讀活書而不要讀死書，就是說要知入知出；要體會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實質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說要體會古人用心處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這樣，他還反對爲讀書而讀書的傾向。他主張讀書要求實際運用，並且要用得靈活，即所謂“透脫”。你看他的這些主張，難道不是一種反教條主義的主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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