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民國清流.大師們的中興時代 >第二章 民國二十一年(1932)
    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在北平創辦《獨立評論》週刊。陳獨秀被捕,文化界聲援。

    1932年,是繼續內憂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識分子“堅持獨立發言”的一年。

    1月,羅隆基在天津《益世報》發表社論《一國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國民黨“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謊言。又寫《可以戰矣》《剿共勝利不算光榮》及《攘外即可安內》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鋒芒,與國民黨政治宣傳針鋒相對。

    5月,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留學歐美歸來的有社會影響的學者,在北平創辦《獨立評論》週刊。創刊號響亮提出“獨立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他們之間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並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適在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就爭論了一年,這並不妨礙他們的友誼。

    《獨立評論》週刊,“說平實的話”,“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堅持獨立發言”,並且都以實名發表,贏得聲譽。

    9月24日,北平《導報》與天津《益世報》,因登第二十九軍駐北平辦公處處長秦德純騙婚醜聞,秦指使士兵砸《導報》,抓記者。26日,北平新聞記者公會通電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呼籲保障言論自由和人權,同時通電全國各界請求聲援,一時聲勢浩大。

    10月15日,已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引渡押解南京。北平由胡適等人呼籲各界救援。平、津各大報紙發表社論要求釋放陳獨秀。北平《晨報》、天津《大公報》等還都做了追蹤報道。胡適在北京大學發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演講,讚譽他對文學革命之大貢獻。傅斯年在《獨立評論》撰寫《陳獨秀案》一文,稱他爲“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曹聚仁在上海的《濤聲》雜誌上,組織了有關“陳獨秀案”的討論。1932年是在知識分子和輿論界聲討國民黨和關注“陳獨秀案”中度過的。

    胡適的著作《中國中古思想史提要》出版,他還寫有政論《廢止內戰大同盟》《論對日外交方針》《汪精衛與張學良》《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等文。冰心的《冰心全集》出版。沈從文作小說《都市一婦人》。老舍在《現代》雜誌,連載重要的寓言體奇幻長篇小說《貓城記》。周作人出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走到哪裏,哪裏就會響起叫罵聲”

    ——錢玄同與章太炎、劉師培的交誼及晚節

    在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諸子中,錢玄同算不上像魯迅、胡適、周作人那樣的文學主將,甚至一直以來,他的思想和學術都遭到過質疑,但是他的學術成就和文化人格卻越來越被人推崇。研究新文化運動,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學、經史和語言文字等,誰都無法繞開這位參與者和建設者。

    錢玄同,原名夏,字中季,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今(今湖州)人。190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翌年參加同盟會,與周氏兄弟、劉師培等人師從章太炎,學習文字學,研究音韻訓古。1910年歸國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學教書。1916年被聘爲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兼北京大學教授。1917年,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攜《新青年》入京,錢玄同參與編輯。與胡適、陳獨秀等一起從事新文化運動,在他的催促下,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上,賦予中國小說新氣象,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如果沒有“願意給它(《新青年》)當一名搖旗吶喊小卒”,戴着深度眼鏡,夾着公文包的錢玄同,幾次到紹興會館,找“整天在紹興會館內抄寫古碑文,把這當作惟一願望”(魯迅語)的周樹人,去慫恿催促他給《新青年》寫文章,中國文壇能否出現小說巨將魯迅,怕是個問題。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承認,“初做小說是在一九一八年,因爲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周作人後來寫回憶,證實了此說不虛。

    魯迅稱錢是“我的朋友”,錢也說自己是魯的“老朋友之一”。且他們的交往長達二十九年。錢玄同把他們的交往過程總結爲“頭九年(1908年至1916年)尚疏;中十年(1917年至1926年)最密;後十年(1927年至1936年)極疏”。在錢玄同與魯迅的關係中,可見他是以一種超然的心境,而非以恩怨來認識、評價魯迅的,對我們認識魯迅也是有重要幫助的。

    一生從事經史研究,於文字學、音韻學有很深造詣。1939年去世,留下《文字學音篇》《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國文字概略》等豐厚的文學遺產。

    與胡適、魯迅等人相繼離開北京到外地謀生不同,錢玄同自1917年來到北京,便與之相“廝守”二十二年,至死都沒有離開過這座城市。這在衆多民國學人中,是絕無僅有的。

    1931年,錢玄同曾出了個對子“江馮二庸”,規定“二”不許對“兩”“雙”等字,他的著名學者朋友都對不出下聯,他只好將下聯出示:“崔胡一適。”衆友人才明白,“崔”者,崔適也,“一適”,胡適也。

    錢玄同的國故之學,得益於兩位老師:一是主張古文經學的章太炎,一是推崇今文經學的崔適。崔適曾在北京大學任教,不幸病故於北京紹興會館,錢玄同爲之主持治喪活動。

    錢玄同與其老師章太炎、崔適之間的師生友誼保持一生,更是難能可貴的。章太炎就與老師俞樾有“謝本師”的經歷。章太炎曾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在其主持的詁經精舍學習,達七年之久。因章太炎敏而好學,學業優秀,深得老師俞樾的賞識,被老師視爲高徒。

    章太炎後來到東吳大學任教時,曾去拜望過老師俞樾。時俞樾已八十高齡,甫一見弟子章太炎,一貫和藹可親、溫文爾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視,痛罵他“背父母陵墓”,遠遊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惡,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類也。”他還搬出孔夫子的話,申斥“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貫敬愛的老師的痛斥,當場反脣相譏,便拂袖而去。馬上寫了《謝本師》,向世人公開與俞樾從此斷絕師徒關係。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樣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謝本師”,更奇的是,弟子沈啓無也“謝本師”周作人。

    錢玄同一生恃才傲物,“走到哪裏,哪裏就會響起叫罵聲”,但與朋友、老師卻相處融洽。他與老師章太炎的深厚友情,在章太炎自1906年至1936年給錢玄同的五十九封通信中,一覽無餘。從中可知,錢玄同比周氏兄弟等人師從章太炎先生,要早兩年。錢玄同是1906年10月初認識並師從章太炎的。章太炎在該年10月8日,曾有信致錢玄同,曰“得書知君爲好學研精之士”,“期欲握手”。其時,離章太炎因“《蘇報》案”獲釋,旋即流亡日本,只過了三個月,離錢玄同入早稻田大學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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