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患，國難當頭，政府昏聵，民不聊生。整個中國陷入苦海之中。
1933年新年伊始，胡愈之在《東方雜誌》推出“新年的夢想”。一百四十二位知識分子遂有二百五十個“夢想”，刊於《東方雜誌》。現實無望，寄以夢想，乃絕望之舉。魯迅不相信“夢想”，即寫《聽說夢》，說“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力啊”，但胡愈之沒想到的是，在“昏黑的年頭”，“做夢”也沒自由，在國民黨威逼下，胡愈之被商務印書館辭退。民國政府創造世界文明史上不準“做夢”的紀錄。
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稱“守常歿後，其從侄即爲蒐集遺稿，閱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爲難，終未能出世”，“灤東失陷，樂亭早爲僞軍所佔，守常夫人避難來北平，又提及此事”，詢問曹“羣衆圖書公司可以刊印否”。此前一年，周作人即致函胡適，研究此事，幾經周折，終未出版。同月，在北平下斜街浙寺爲李大釗公祭，周作人參加並送花圈、奠儀十元。“主義”不同，周作人不忘舊友，其情歷史當記。
5月，北平世界日報社社長成舍我被捕。7月，北平《文學雜誌》被禁，編輯及撰稿人被捕。11月，北平《文藝月刊》遭查禁。
巴金小說《萌芽》被禁，魯迅的《二心集》在浙江遭查禁。文壇一片肅殺之氣。
《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槍殺，楊杏佛遭暗殺，鄒韜奮流亡國外，《益世報》的羅隆基遭暗殺未遂，倖免於難。血腥殺戮之氣，瀰漫全國。
但哪裏有鎮壓，哪裏就有反抗，上海二百三十九名記者發表聯合聲明，抗議國民黨殺害劉煜生，聲討當局摧殘言論自由，草菅人命。陳獨秀“危害民國”案開庭，陳獨秀當場慷慨陳詞，揭露國民黨的種種罪行。章士釗挺身而出，義務爲陳獨秀辯護。儘管陳獨秀最終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罪獲判處十三年徒刑，但《申報》《益世報》等多家報紙，都做了傾向陳獨秀的報道。汪原放的東亞圖書館此刻重印千冊《獨秀文存》，又印章士釗《陳案書狀匯錄》，蔡元培爲《獨秀文存》第九版作序。6月6日，北平新聞記者公會再次舉行集會，要求國民黨停止新聞檢查，還自由言論於社會。
文化界、新聞界、文學界在“昏黑的年頭”，敢於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是漫漫長夜中的一抹亮色。
沈從文創作小說《如蕤》。蕭乾創作第一篇小說《蠶》。冰心出版短篇小說集《去國》，詩、散文集《閒情》，發表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朱自清散文《冬天》及《中國文評流別述略》發表。胡適出版《四十自述》《短篇小說第二集》兩本書，發表政論文《民權的保障》《日本人應該醒醒了》《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制憲不如守法》《保全華北的重要》《建國與專制》。
“真迷衆色看如霧”
——沈從文是一本內容複雜、分量沉重的大書
1933年，沈從文辭去青島大學教職，與戀人張兆和、九妹沈嶽萌一起來到北平。1922年，沈從文從山清水秀、人情瑰麗又浪漫，充滿楚文化的湘西鳳凰小城，來到早已有些頹敗卻依然有帝王之氣的北京，那年他才二十歲。
沈從文孤身到京，舉目無親，又無收益，生活清苦，但他到大學旁聽自修，轉益多師，加以天賦異稟，又受到新文化的啓迪，早年文學創作出手不凡，其作品不忘情於湘西風土，又矚目於京城都市人生。再加上，沈從文獨特、傳奇的少年人生經歷，爲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生命感悟。
在北京，他與也到北京求學的丁玲、胡也頻成了朋友，同時直接接觸了不少新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和新文化運動催生的有成就的作家。那時的文壇，已開始分化，沈從文始終着眼思想啓蒙和文學革命這個大目標，無心介入紛紛擾擾的門戶、派系之爭論。他的交友，以性情言之，從善中流。在文化思想、文學流派上，也不說長道短，自走自路。於是有的評論家說他“缺乏政治理論思維應有的某些堅持與機敏”。倘沈從文真的有突出的“政治理論思維”，沈從文只能是政治的沈從文，中國則失去了小說家沈從文。
例子也可舉一個。1930年，沈從文創作小說《丈夫》。丈夫乘妓船去探親，碰上自己老婆在船上賣春接客。待後半夜，老婆抽空爬過後艙，給丈夫一片冰糖。第二天一早，夫妻二人一起回鄉。小說寫了這對夫妻在鄉里受到過村長、鄉紳等人的剝削，在船上，水保、巡官可任意霸佔妻子，丈夫只能在後艙默默接受這種欺凌。小說還寫了老婆身邊的掌班的大娘，還有幼年的女孩五多，漂亮的五多是妻子未來的影子。
一個真正懂得文學的叫岡崎俊夫的日本人，是這樣談《丈夫》的：
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話，一定以詠歎的怒吼來描寫這場悲慘狀況，這位作家卻用冷靜和細緻的筆來描寫，而且在深處漂浮着不可測度的悲痛。
沈從文的晚輩表侄，是畫家又是作家的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一文中說：
他的一篇小說《丈夫》，我的一位從事文學幾十年的，和從文表叔沒見過面的前輩，十多年前讀到之後，深受感動，他說：“這篇小說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
謝天謝地，多虧沈從文是“缺乏政治理論思維應該有的某些堅持與機敏”的，倘若反之，沈從文還能成爲世界的沈從文嗎？左翼作家或可很有“政治理論思維應該有的某些堅持與機敏”，而且他們的作品描寫了較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並企圖表現革命的出路，但因生活的不足和藝術上表現的弱點，作品表面化、概念化。儘管瞿秋白、茅盾等總結過以創造社、太陽社爲代表的左翼作家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