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稱1934年是“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最嚴酷的時期”。
擁有數萬讀者的天津《大公報》特闢“星期論文”專欄，每日由專家、學者、作家執筆，評論世事時局，開全國之先河。胡適撰寫《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公開提出“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鉗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等要求。隨後，胡政之也表示支持，“彼此共同負責”，他出於公心，光明磊落，氣度非凡。
3月，沈從文發表《禁書問題》，反對禁書，雲“在當局羣彥中，竟無一個人能指出它的錯誤”，是“極可惋惜的事情”。
全國各地不顧當局的鉗制，形成中國知識界、民間媒體聯手爭言論自由的強大態勢：陳獨秀身陷囹圄，東亞圖書館出《獨秀文存》第十版兩千冊，以示抗議；南京《民生報》揭露行政院彭學沛貪污舞弊醜行，令當局甚爲尷尬；成舍我發表《停刊經過如此！敬請全國國民公判》，批判當局摧殘輿論的罪行；杭州記者公會倡議9月1日爲“中國記者節”，得到各地同行的熱烈響應。《大公報》曾發表《重慶的濫捕記者案》，藉此再提“要求解放言論”的主張，《北平晨報》發表《重慶報界迭遭摧殘》，聲援被捕記者。
著名報人史量才，在滬杭道上被軍統特務暗殺而以身殉報。這之前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民間有一傳聞，值得一敘。蔣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此事，從黃炎培《八十年來》也得到印證。報人史量纔有膽魄，死得壯烈。他給我們留下的錚錚誓言是：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
今日重讀，仍覺意義仍然深遠。
殺戮封不住民意，史量才殉報不到一個月，《北平晨報》《大公報》等二十四家報館、通訊社聯合致電國民黨中央，重申開放言論要求。
民國報紙和自由知識分子，傲然面對殘暴的統治者，敢於抗爭，勇於發聲，寫就了一部民國言論史。
胡適至京郊西山，憑弔李大釗，見無碑碣，請蔣夢麟補立一碑。不久，又去南京獄中看望陳獨秀。勸他不必早出自傳，要“放手去寫，爲後人留一真跡”，陳獨秀“頗以爲然”。8月，應傅作義將軍之請，作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文。碑刻文字由錢玄同書。墓碑刻成，舉行典禮。
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與上海的魯迅，就“論語派”開展了一場論爭。彼此交鋒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胡適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國際危機的逼近》全面闡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雲密佈、血腥逼人、無可倖免的觀點，並指出中國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華即將開始，中國作爲這場戰爭的主戰場，必將有殘酷的犧牲。
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老舍寫長篇小說《離婚》。沈從文創作小說《邊城》《過嶺者》，散文《湘行散記》。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歐遊雜記》。冰心發表小說《冬兒姑娘》《相片》。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紅極一時的通俗小說家張恨水
通俗小說興起於清末民初，是應城市市民的閱讀需求而生的。抑或說，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勃興，舊的正統的封建文學受到衝擊而日漸衰亡，通俗文學憑藉現代化都市紛紛出現、報紙雜誌等現代媒體迅速發達的契機，得到廣泛的流傳。
有趣的是，新文學運動興起，原本是反對通俗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的。文學研究會成立伊始，開宗明義，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學的娛樂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說存在的。文學研究會和後來的革命作家及左聯，一直將通俗文學當作新文學的對立面，加以討伐。他們對缺少組織，也無明確綱領和系統理論主張的通俗文學作家冠以“鴛鴦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諷。但讓他們沒料到的是，順應時代、順應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學，非但沒有被他們打壓而蕭條，反而蓬勃發展，與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批評所謂“鴛鴦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實並不真正懂得文學，起碼排斥文學的娛樂功能，就非常不專業。他們並未深入研究，所謂“鴛鴦蝴蝶派”的通俗小說，早已漸漸從才子佳人的窠臼裏掙脫出來，注入了深刻的社會內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進小說和詩歌中而違背文學規律的時候，通俗小說家卻從不同側面，帶着各自的人生經驗，將筆觸深入到社會生活中，呈現十里洋場光怪陸離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會衆生相的廣闊的社會圖景。革命小說，概念化壓制了廣闊的生活，英雄化扼殺了鮮活的性格，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間傳閱，除少數作品外，廣大讀者鮮有問津者。遂有左聯的骨幹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鴛鴦蝴蝶派”取經的倡議。
在《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一書中，筆者已對“鴛鴦蝴蝶派”有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這裏介紹北方的言情小說家張恨水。
張恨水（1895—1967），曾名芳貴，學名張心遠。祖籍安徽潛山，生於江西廣信。六歲蒙學，入當地塾館就讀。十一歲讀《殘唐演義》，愛不釋手，遂又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古典小說。其《寫作生涯回憶》中介紹，十三四歲，即從《聊齋志異》和《紅樓夢》的文本及其批註上，讀“懂了許多典故”，“領悟了許多作文之法”。後來，進新學校，仍嗜好文學，日夜讀小說，而且依然“愛讀風花雪月式的詞章”，並從《莊子》《西廂記》中“學會了許多騰挪閃跌的文法”；還由《儒林外史》對諸人物的描寫中，領會到諷刺手法的運用。此外，他還愛讀林紓譯的域外小說，賞識其中中國小說鮮有的心理描寫。十七歲以前，讀《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箋》《長生殿》等小說傳奇和戲劇時，陶醉於其中詩詞小品及精彩的篇目。
1912年秋，其父病故，家道中落，隨母和五個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輟學的苦悶，迫使張恨水不能再潛心閱讀。次年，考入孫中山設在蘇州的“蒙藏墾殖學校”，因經費不足，學校常常被迫停課。這使他有機會寫詩填詞，藉以宣泄自己的苦悶。他還給自己取了個時尚的筆名“愁花恨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