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危機迫在眉睫，全國紛紛要求團結禦侮的同時，新聞界、文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響徹大江南北。
1936年新年伊始，平津新聞學會召開成立大會。強烈呼籲政府開放“言禁”。紐約《太陽報》、倫敦《每日先鋒報》駐京記者，後來成了名人的斯諾，積極支持平津新聞學會提出的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的主張。不久，《世界日報》對此做了報道，全世界都關注中國新聞界爭言論自由的鬥爭。
1月7日，周作人寫信給胡適，“規箴良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學生諸方面，我們現在可以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評論》的意思。”胡適於9日復周作人的長信表示，自己一貫的人生哲學、欲罷不能的責任意識，是不會改變的。“老兄定笑我癡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1月11日，上海的顧執中、薩空了、包天笑等報界名流七十一名，聯名在鄒韜奮主辦的《大衆生活》發表《上海新聞記者爲爭取言論自由宣言》，與平津形成掎角之勢，向國民黨當局施壓。七八月間，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四人聯名，在《生活日報》等報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公開信，爭言論、出版自由。
3月18日，北平《晨報》爲抗議北平政府武裝接管，劉尊棋等十六名編輯、記者全體辭職，表現新聞界對反動壓迫的抗爭。
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其主要負責人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率各界羣衆，走上街頭，示威遊行。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魯迅、林語堂、周瘦鵑、包天笑等二十一位作家聯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爲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要求當局“即刻開放人民的言論自由，凡足以阻礙人民言論自由之法規”，應“立即概予廢止”。
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租界病逝。上海民衆爲他舉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動。國民黨中央黨部發出“訓令”，肯定魯迅在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創作小說的貢獻，對他轉變爲左翼作家，表示惋惜。並“絕對禁止”刊載“無謂捧場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舉國震驚，憂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報館聯合發出《全國報界對時局宣言》。胡適立刻致電張學良：“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苦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贖於國人。”12月20日，《大公報》發表胡適的《張學良的叛國》一文，痛斥張“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力量”。同時，胡適還攻擊共產黨，他認爲西安事變背後肯定有共產黨插手，他斷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爲愛國主義者的”。胡適逐漸成爲國民黨的“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1月致翁文灝等人信）。
沈從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記》和《從文小說習作選》及小說集《新與舊》。蕭乾出版短篇集《籬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樹葉》《落日》。朱自清出版雜文集《你我》。冰心發表小說《西風》。林徽因發表詩《深笑》《風箏》《靜院》《空想·外四章》等，編輯出版《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
“爲國家做一個諍臣”——胡適抵禦日本、保衛國家的思路
身處華北平津最危急中心，一羣曾拉開新文化運動大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又不得不將他們的理性、智慧和愛國的精神，放在民族危亡中的外交、政治、軍事的應對策略上。民族危亡的驚天大事，成了胡適爲核心的愛國知識分子最爲關心、最先思考的重大問題。一羣書生，他們的應對策略，或真的是“書生之見”，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他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光芒萬丈。
1932年8月25日，日本內閣外相內田在第六十三屆議會上做了日本決定從速承認僞滿洲國並加以政治軍事援助的演講。過了五天，胡適於8月29日夜寫出《內田對世界的挑戰》一文，發表在《獨立評論》第十六號上。文章指出：
內田的演說雖然也有采取強辯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體上可說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強暴政策，毫不客氣地向世界的輿論挑戰，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束縛……他並不依靠什麼理論做強辯的根據，他的唯一根據是武力的強橫……半年的國際調查，在日本人眼裏，不過是添了一大堆廢紙！中國人民與政府對國聯的期待，照現在的情形來看，是難免絕大的失望的。所以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藤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一個害羣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得到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拼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
通觀胡適此文，可看出胡適對日本亡我中國的狼子野心，是有清醒認識的。對國際調查，既寄希望又不存幻想。他在抵禦外侮、保衛國家的思路上，提倡“依靠自己”，下決心做一個切實可行的“自救計劃”，“長期拼命”地自強。胡適的這種見識，即便現在看來，也是救國良策。
二十天後，日本公然再次挑釁中國，挑戰國際社會，高調承認僞滿洲國。日本代表武藤與僞滿洲國代表鄭孝胥在長春簽訂“日滿議定書”。就在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向參加“九國公約”的十二國發出照會，敦請對此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採取有效對付方法，以示公理後不久，胡適於9月19日，又寫了一篇時評《究竟哪一個條約是廢紙》，再次強調世界公論“道德的裁判”的道義力量，並幻想“日滿議定書”必定會成爲“一張廢紙”。胡適對國聯調查團，曾寄予些許希望，他自己相信國際公論會給中國一個滿意的答覆。此文發表的第二天，胡適再寫《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再次指出“日本的侵略主義者能不能接受國際調處的原則”，乃是“真正根本的問題”。1932年至1933年10月間，胡適又寫《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等文章，對國聯寄予希望。當然，胡適也逐漸看出國聯這隻“紙老虎”的虛弱和不作爲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