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勘三次之後，犯人若再喊冤，將不再受理。
而南宋時又改爲“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異別勘”，即別勘三次之後，犯人若再喊冤，將不再受理。
當然，這只是一般情況，並不是絕對，有時也可以突破限制。
例如像是被告人控告本案的法官因爲受賄枉法而枉斷其罪的，或者聲稱其冤可以立驗的，則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又由於宋朝對重大類型案件的判決持慎之又慎的態度，也有一部分案子經常突破這種法定次數的限制，一次次翻異，一次次別勘。
像是孝宗淳熙年間，南康軍民婦阿梁，被控與他人合奸謀殺親夫，判處斬刑，但這阿梁“節次翻異，凡十差官斟鞫”。
也就是一共翻異了近十次，前前後後審理了差不多九年，主審法官都不耐煩了，可這阿梁仍不服判。
到最後，實在無奈之下，法官只得依據“罪疑惟輕”原則，對她從輕發落，免於這阿梁一死，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真冤假冤，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確實是個牛人，有耐力有脾氣。
所以說在宋代喊冤還是很有用的，如果你是真冤的話，有很大機率能翻案，即便不是，藉此多活幾年也不是不可能。
同時，說到這裏，還要再提一句，之前好像已經說過了，中華文明在很早的時候就發育出了“疑罪從無”的司法思想，尚書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宋人蔡沈對這個古老的司法原則更是作出了一番解釋。
“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
“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還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跟我們今日的司法原則差不多一樣，即講究“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但有時候，其實這兩者是有可能相互衝突的，不可所有的事全都兩全其美，正所謂世上安得兩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嘛。
因此只能在“可能枉”與“可能縱”中二選一，而宋朝人與現代文明國家，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寧縱不枉”。
那麼看到這，大家是不是想說，迫於某些因素，如果被告人沒有在錄問、宣判與臨刑喊冤翻異，是不是就從此失去申訴的機會了呢
作者菌告訴你，不是的。
被告人或其親屬還可以在判決後的法定時效之內，向上級司法機關提起上訴。
上訴後，即由上級司法機關組織法庭複審，嚴禁原審法院插手。
如果司法機關沒有按照制度要求受理上訴，而是將案子踢回原審法院呢
答案是人民可以越訴，監察部門可以提出彈劾“率臣諸司州郡，自今受理詞訴，輒委送所訟官司，許人戶越訴，違法官吏並取旨重行黜責，在內令御史臺彈糾，外路監司互察以聞。”
所以即便犯人沒有翻異或上訴，複審的機制還是會自動開啓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縣法院對徒刑以上的刑案，其判決是不能生效的，必須在審結擬判之後申解州法院複審。
因此我們常看到的電視劇包青天，會發現那劇中的包公審案，明察秋毫，一樁案子，當庭就問個清清楚楚。
然後大喝一聲“堂下聽判”，辭嚴義正宣判後，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侍候”，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
包拯如果真如此斷案的話，則是嚴重違犯司法程序，將受到責罰，會被御史言官彈劾死的。
這也難怪民國的法學家徐道鄰先生要說，“中國傳統法律，到了宋朝，才發展到最高峯”。
的確，就制度來講，這一段時期的司法制度，確實是舉世無雙。
就連現在的宋史學者王雲海先生也說，宋代司法制度“達到我國封建社會司法制度的頂峯”，其“周密的判決制度在中國古代實在是首屈一指的”。
此後不必多說，自然是江河日下，許多原本很好的制度，都被摧毀了。
就像前面說的，到了元朝，許多法律形同虛設，再也不能保證公平和嚴謹，都是隨心所欲，想怎樣就怎樣，爲當權者服務，纔有了那句話，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因爲衆所周知，立法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公平公正，講究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天子犯法，也要與庶民同罪。
可元朝卻偏偏不是這樣，在當時的社會，人雖然沒有徹底的分爲三六九等那麼誇張，卻也真的分爲了四等十級。
這是真的，第一等不必多少，自然是蒙古人，他們充任各級政府的首腦，在當時享有非常大的特權，可以說是蠻橫跋扈，爲所欲爲。
第二等是色目人，也就是指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以及部分歐洲人，同樣享有很多特權。
第三等是漢人，但這不是常規意義上的漢人，而是以前金朝統治區域內的漢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
第四等是南人，也就是大家所理解的漢人，包括當時南宋統治區域的漢族和其他各族人。
這四等人的界限是非常森嚴的，重要的官職、軍職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時則用色目人，普通的漢人，也就是南人想要當官，想要出人頭地，可謂是難若登天。
同時，元朝政府還按職業的性質，把當時帝國的人民分爲了10級
1、官政府官員；2、吏吏佐，不能擢升爲官員的政府僱員；3、僧佛教僧侶；4、道道教道士；5、醫醫生；6、工高級技術人員；7、匠低級技術人員；8、娼娼妓；9、儒儒家、道學家；10、丐乞丐。
也就是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學家知識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來，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沒什麼用，連被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僅稍稍勝過乞丐，是倒數第二級，可見當時讀書人有多悲慘，所以才說那是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
而之所以如此，原因便是元朝是一個由蒙古人建立起來的政權，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幅員廣大的國家。
在滅亡金朝後，在其境內已經出現了較大的民族間和區域間經濟、文化的差別，滅亡南宋以後，這種區域間的不平衡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