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律對於人民反抗封建國家統治和皇權的謀反罪、謀大逆罪，一律採取重罪加重的原則，不論首犯或從犯，都要凌遲處死。
株連的範圍更廣，凡年滿16歲以上的子孫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異同，不論篤疾廢疾，一律處斬。
對謀叛罪，只要是共謀，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沒入功臣家爲奴，財產入官，父母子孫兄弟皆流2000裏。
因爲這樣，所以在明朝經常是一案株連數十人，甚至滿門被斬、滅族，較出名的比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等，都是牽連甚廣，達幾萬人之多。
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朱元璋吸取唐、宋兩朝臣下結黨削弱皇權的教訓，在明律中設立了“奸黨罪”專條。
規定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
凡內外官交結，大臣專擅選官，處斬；大臣的親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
這是歷代法律中所沒有的，反映了制度的極端發展。
朱元璋不僅在法律上嚴禁臣下結黨，而且在實踐中對官吏朋黨大肆誅殺。
像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殺死左丞相胡惟庸，廢除中書省，取消了自秦漢以來的丞相制度，將原來由丞相統轄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升格，直接聽命於皇帝。
而胡惟庸案牽連被殺的文武官吏足有三萬人之多，不可謂不嚇人。
同時，由於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參加過農民起義，對貪官污吏巧取豪奪，欺壓百姓，從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體會。
所以他即帝位後，曾把府州官員召來朝面諭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並用重典整飭吏治。
明大誥中80以上的案件是懲治官吏，處刑比明律爲重。
朱元璋還頒佈了以懲治公侯犯贓罪的鐵榜，這在中國刑法史上是無先例的。
據醒貪簡要錄記載，官吏貪贓銀60兩以上者，梟首，並處以剝皮刑；衙門一側的土地廟被作爲“皮場廟”。
官府常用人皮內塞草，做成人形置於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繼任的官吏。
明律規定，官吏犯贓罪的處刑極嚴，計贓科斷，一貫以下杖70，八十貫處絞刑，對監督法律執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責任，並且不得赦免。
像是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戶部侍郎郭桓與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盜官糧。
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訊，六部侍郎以下有數百人被處死，各直省官吏有數萬人被牽連入獄，追贓達700萬石糧。
同時，明律中因涉及言論思想而給予懲罰的條款也有很多。
如凡奸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斬；收藏與私習天文，杖100。
另外，明律沒有規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現忌諱的文字，便以觸犯皇帝罪，加以處死。
在明初，朱元璋爲了加強思想控制，也曾大興文字獄。
當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賀表中寫道“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
這句話被認定爲辱罵朱元璋當過和尚，因“生”音同“僧”，作過賊，因“則”音同“賊”，徐因此被處死。
從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有大批文人學者因觸犯文禁或忠言直諫而死於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再加上元末有大量破產流亡的農民，對明朝的統治是極大威脅，所以明初一方面實行招誘流民，移民墾荒；另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加以取締。
大明律在人戶以籍爲定的基礎上，立禁遊食閒民之法，如逃亡山澤，不聽官府“召喚”，爲首者處絞，抗拒者全體處斬。
明大誥也專列查禁流民的條款。
明朝爲了恢復元朝末年被嚴重破壞的經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強了經濟立法。
明初，爲適應農業的發展，保證勞動力的需要，頒佈法令釋放奴隸，嚴禁誘騙掠賣良民爲奴隸。
同時，還頒發了一系列有關招收流民墾荒、興修水利，實行屯田和匠戶輪班等方面的法令。
從公元洪武三年開始移民墾田，“徙江南民14萬於鳳陽”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遷山西晉城、長治二州的無田農民到河北、山東、河南一帶。
凡移民墾田，都由朝廷發路費、耕牛和籽種，或免稅三年。
許多荒地因而得到墾殖，自耕民的數量不斷增加。
明朝的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封建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
這種新的生產關係，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蘇州、景德鎮等地出現，以絲織中心蘇州爲例，明末織機多達萬臺，工匠多達五六萬人。
松江是棉紡中心，民諺說“買不盡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紗”，盛況空前。
“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應皇室的絲綢料達5000到10000匹，產量僅次於江浙一帶。
爲了加強對手工業生產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專設工律一篇，對軍民官府營造的申報審批、營造所需材料、財物、人工，製造器物的品種規格等等都作了規定，違反者治罪處刑。
明朝前期有官營和私營兩種手工業生產組織。
官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經常有幾十萬技術高超的工匠輪番勞動。
行業多，分工細，明初建立了匠戶匠籍制度，工匠分輪番匠和住坐匠兩種。
輪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個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時間爲官府做工，月糧由國家支給，其餘23的時間自由支配。
這種工匠比元代長年固定在官府生產的工匠，有了較多的人身自由，從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對於礦冶業，對非貴金屬允許自由採礦和冶煉，官府課稅；對金銀等貴金屬礦只能由官府經營，其他與國計民生關係較大的鐵、銅、鉛、錫等礦藏，必須取得官府批准，才得開採，未經官府許可，私自開挖者，以“竊盜罪”論處。
對商業，明代承襲前朝舊制，對某些重要商品，如鹽、茶等實行專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