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明許多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於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
最後大家可以再來看看當時宋朝的經濟，可能之前也說過了，當時宋朝的經濟佔具全世界的60，所以工商業極度繁華。
可即便如此，仍然有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
怎麼說呢，的確，如果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
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從這一點上來看宋朝似乎還說得過去。
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光西域還不夠，最好是把莫斯科也一併弄來，那纔是揚我國威。
可這方面宋朝就相當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
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
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於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麼
要宇宙可汗才爽，而這方面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捱揍。
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蹟。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隻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羣衆的生活，也許結論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同時，還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的時候，曾達到過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數字來簡單的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像是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
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裏去。
到了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
那麼這種爲時人評爲“飲鴆止渴”的做法爲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
答案是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
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
如果我們認爲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爲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麼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
至於後面清朝的財政狀況倒是要比明朝好上一些，如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
可即便如此，數量仍然要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要知道此時中國的人口可是已經超過3億，估計是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當然，可能由於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當然，看到這，可能有人會問，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老百姓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啊
的確，大家有這個疑惑很正常，因爲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
但是，大家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
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幺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
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則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短到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就自己滅亡了。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
我們之所以認爲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
姑且不提這裏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裏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真正沒有飯喫，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極少。
那麼大家可能又會問，如此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
像是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
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如明朝著名的財迷皇帝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可這還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佔70。
這個數字足以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
所以，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
作爲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纔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
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
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每個朝代在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
可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總是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迫不得已挺而走險，於是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由此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又開始重新分配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