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除了月祿之外，他們還有豐富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其他豐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隨從衣糧和餐錢，還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等，年薪摺合今日人民幣至少在百萬以上。
所以養官之費，也成爲宋代財政的負擔。
還有就是冗費，冗費與冗兵、冗官密切相關，加之朝廷大興土木，大行賞賜，耗費無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禪泰山，耗費800餘萬貫。
仁宗時大力尊儒，舉行大享明堂典禮，一次就耗費1200萬貫，及其驚人。
以及仁宗後宮數千人，每次賞賜都動以萬計。
如此龐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財政收入日漸“入不敷出”，畢竟有多少錢，也禁不住這麼造啊，大家說是吧。
根據宋史食貨志中的記載，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歲入爲11613億貫，但支出卻高達12034億貫，非常支出又有1152萬貫，虧短1500多萬貫。
還有廿二史札記記載，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來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爲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爲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蔭子”，“此外又有賞齎”，“浮費之多”，難以承受。
此外還有再加上賜給遼國和西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量雖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財政負擔。
因此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就形成了所謂“積貧”之勢。
“積弱”之勢與“積貧”之勢一樣，也是在仁宗朝顯露出來。
因爲由於對統兵將帥限制過多，使他們“不能自奮於一戰”，再加上將無常兵和軍紀不明，造成兵驕將惰。
以致於軍士“遊嬉於廛市間，以鬻巧繡畫爲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
並且隨着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文官武將也參與了對商業利益的攫奪。
他們霸佔住許多兵士爲自己服役。
像是陝西一帶，禁軍中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軍也多被武將、戚里權近之家佔爲傭僕。
這樣造成戰鬥力下降，在守邊禦敵時難求一勝。
從表面上看，似乎正是這“三冗兩積”使兩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爲什麼終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擾着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靂手段也沒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至於“積貧積弱”之說，乃是後人的臆測，因爲有宋一代，幾乎從來沒有人認爲宋朝“貧、弱”，即使是在變法派與反對派鬥爭最激烈之際，也沒人拿“積貧積弱”說事。
因此如果換個角度看問題，或許能給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三冗”問題，事關宋朝的“立國之本”和“執政之基”，牽一髮而動全身，處置不當則動搖國本，關乎存亡。
其中最具獨創性的舉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當一地鬧災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時，政府就在那裏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
一人當兵，則全家溫飽無虞。
因此，宋代農民起義較少且規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沒。
但世上並沒有那麼多兩全其美的事情，這一政策的後果就是冗兵和龐大的軍費開支。
以仁宗時全國不到1億的人口卻有126萬僱傭軍的比例，花費確實及其驚人。
但是如果沒有這項制度，宋朝能否保持歷代不可企及的內部的安定繁榮實屬難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爲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買單。”
要革除冗兵之弊就要以犧牲社會穩定爲代價，怎能不慎
同樣，“冗官”之弊與宋朝擴大科舉有關。
而擴大科舉得以讓各種階層包括平民百姓的優秀人才參加到政權中來，從而加強執政基礎，保持社會穩定，這與“荒年募兵”異曲同工。
而且我們還會發現，由此形成的士大夫階層和中產階級成爲社會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成爲引領有宋一代繁榮昌盛的中堅力量當然這並不是否認人民羣衆的偉大創造力。
而且當時官員雖多，卻還沒有到財政不堪重負的地步，更沒有到折騰得民不聊生的地步。
與歷代相比，宋代吏治和官員素質都在最好之列，不能簡單的以“冗官”言而蔽之。
再說冗費，雖然宋代財政時有虧短，但我們不能簡單的以“赤字財政”來判斷一個國家的貧富正如我們不能因爲美國有財政赤字就認爲它不富裕一樣。
事實上作者菌已在前文指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在大多數的時間裏，宋代收支基本平衡。
即使出現財政赤字，宋代也有太祖時設立的“封樁庫”和神宗時設立的“元豐庫”以備不時之需。
如慶曆2年6月一次就拿出內藏銀200萬兩、絹200萬匹以補三司經費之不足。
至於52座原封庫所藏，當時官員認爲可供20年之用。
即使到了最會花錢的宋徽宗手中，窮奢極欲，浪費驚人，居然也沒有打到封樁庫和元豐庫的主意。
以致於靖康元年金軍攻人開封時，檢視府庫，見封樁庫和元豐庫“皆充盈滿溢”，搬運時“三日不絕”。
至於給遼、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之前好像已經說過了，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佔的比例其實微不足道，那也是因爲遇上了蠻不講理而又貪財的野小子不得不花錢“買安”的無奈之舉。
但這筆收入其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彼此之間的貿易中宋方所得的利潤遠超歲幣支出以宋金貿易爲例，光買茶葉金方就要掏70萬兩白銀，而紹興和議規定的歲幣爲25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