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實施上，分兩步走，其一“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以建立幽雲藩屬。
其二“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
由此，耶律阿保機時期的中原政策早在取代遙輦氏成部落聯盟首領之前，耶律阿保機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河東在契丹南下中原中的重要意義。
但由於當時阿保機羽翼未滿，實力尚弱，還需要中原勢力的支持。
因此，阿保機採取攜手河東，遠交後梁，首先經營幽燕的策略，但“仁恭嘯傲薊門”的局面對契丹南下極爲不利，而晉王李克用在與後梁爭戰不利的情況下，決定北聯契丹，這爲契丹南下了契機。
到了天韋佔二年十月，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約爲兄弟。”
阿保機方與河東相約“今冬共擊梁”，但“歸而背盟，更附於梁”相約“共滅沙陀”，對河東玩弄了兩面手法。
又到乾化三年，李存勖兵滅仁恭父子，將幽州收入囊中。
阿保機利用河東勢力，爲順利南下開闢了道路，但也意味着此後在逐鹿中原上與河東直接對抗。
幽州人晉後，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他“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此後神冊二年，阿保機利用李存勖與後梁相攻之機，在盧文進的引導下舉國南下，包圍幽州，迫使李存勖抽調前方主要將領李嗣源等率步騎七萬前去營救
後一直至阿保機末年和德光初年，幽州雖地屬李氏，但契丹一直沒有放棄對幽燕的爭奪。
在晉初之時，終歸於契丹，阿保機先與李克用結盟，使自己迂迴到幽燕西北，這不僅利於阿保機對幽燕的包抄和控制西南邊陲，而且與此間佔領的營，平二州互成犄角之勢，既確定了今後進攻中原的基本模式，同時，爲討平渤海，消除南下的後顧之憂了安全保障。
梁末唐初，阿保機爲全力南下，決定先去除渤海在背後的威脅。
他一方面舉其衆討渤海，令託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騷擾燕薊另一方面，又恐後唐乘虛襲之，派梅老鞋裏修好於唐，製造體兵通好假象。
在天顯元年正月，平渤海，返回途中，阿保機接見後唐告哀使，供奉官姚坤。
對於會見的具體經過，資治通鑑卷275有如下記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日:“我朝定兒也，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日:“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住之由，契丹主日:“喜飾說，毋多談”
又日:“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急，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
坤日:“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日:“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
於是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通過上述史料，我們可以獲得以下信息:第一，阿保機欲以兄弟父子之名干涉唐政，未遂。
第二，阿保機以軍事相威脅，以結盟爲誘餌，索要鎮，定，幽州，目的是要建立“監督統領”下的“藩輔。”
第三，“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纔是阿保機的最終目的。
可見，遼太祖阿保機南下中原的策略並非一成不變，既有遠交後梁以攻幽州，又有從幽州東西兩翼之營，平和雲，朔，以致其西南，東南形成南下中原包抄幽州的鉗形攻勢，還有與後唐外事交往中的競爭和討價還價。
還有就是耶律德光時期的中原政策。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從時間上看，契丹中原政策的實施大致經過了前後發展的三個階段:自天顯二年至天顯九年爲第一階段，天顯九年至會同六年爲第二階段，會同七年至大同元年爲第三階段。
天顯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後屢屢南下，但遭到後唐反擊，損失慘重。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以述律太后爲首的草原本位主張的掣肘，另一方面由於後唐悍將王晏球，杜重威勇猛善戰於是德光改變策略，“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
該階段，德光曾12次遣使中原，從通使內容看，契丹呈現劣勢。
不過，通過對後唐的物質求索，契丹也獲得不少利益。
這一時期，契丹成爲中原的主要貿易伙伴，在中國南北方貿易額大幅增加的同時，互市範圍也從雲州，幽州進一步擴展到中原腹地汴梁。
唐末帝李從珂即位後，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急於尋求外援以自存，他先後派使者出使契丹，表示“願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與此同時，耶律德光也說服述律太后，同意舉兵助晉滅唐。
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駐紮在雲，應以北的幾十萬大軍突入雁門關，迅速解除太原之圍，石敬瑭即皇帝位。
這樣，利用中原內部矛盾，耶律德光輕取幽雲十六州，此後至天福八年以前，對後晉實施了“高座監督下的傀儡”統治。
到了會同七年，德光開始實施滅晉計劃，滅晉前，他一方面加強與南唐的聯繫，另一方面利用漢將趙延壽欲稱帝中國的野心，許諾他得中原後，立其爲帝。
趙延壽“由是爲契丹盡力，盡取中原之策”引，成爲南下戰略戰術的主要謀劃和實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懷異志，爲促降，德光稱:“趙延壽威望索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
於是，杜重威二十萬晉軍主力釋甲投降。
同時，對南唐主李璩稱:“晉少主逆命背約，字貽廢黜，吾主欲與南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爲中原主，其實皆戲之耳。”
耶律德光一面推行遠交近攻戰略，一面又將隋，唐朝以來，中原政權曾對北方遊牧民族採取過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漢攻漢”，“以漢制漢”，“以漢治漢。”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駕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