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時候，我們是儒家文化爲尊嘛，向外輸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遼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這方面的影響。
而隨着儒家思想的地位在遼朝不斷提高和遼朝科舉制度的不斷完善，儒家文化在遼朝統治域內得到了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誦經習儒已經逐漸成爲那時遼朝社會生活中的時尚。
的確，儒學的發達，學校的設立，科舉的實施，不僅提高了北方遊牧社會的文化素質，更是促進了北方遊牧社會的進步，而且隨着儒家文化影響到北方遊牧社會的諸層面，北方遊牧社會與中原漢族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爲民族的大融合鋪平了道路。
顯然，在這一過程中，遼朝科舉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遼朝是以武立國，在建國之初，兵勢方張，庶事草創，“禮之用未遑”，尚未觸及科舉制度。
至太宗會同元年取得燕雲十六州之後，遼朝爲了穩定統治，適應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區署置科舉制度，以收漢族、渤海族士人，充實遼朝官僚機構。
此後，經世宗、穆宗的政治變亂，導致科舉之事設廢無常，隨宜性較強，直至景宗保寧八年“詔南京復禮部貢院”，遼朝科舉制度才逐步穩定下來。
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後，遼朝科舉制度由帶有隨宜設置的傾向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化，由此科舉制度不斷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顯。
也就是說，遼代科舉是至聖宗耶律降緒統和六年，方行貢舉。
其規制“頗用唐進士法取人”，意思就是，遼代的科舉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舉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進士一二人，開泰元年後逐漸增加取士人數，每科錄取5070人左右，並規定契丹人不準應試。
取士人數最多時，達一百三十餘人。
進士分甲、乙兩科，最初只設鄉貢、禮部試二級。
到了重熙五年十月，巡興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張儉的建議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爲題，試進士於廷，廷試亦成爲遼之科舉制度。
舉資料記載，遼代約開貢舉56次，所取狀元可考者53人。
56次貢舉，對於一個先後存在209年的少數民族掌權的朝代而言可謂不少。
但是需要說明，在那時進士出身，真正任命爲官者，卻少得可憐，可見遼統治者對科舉的真正含義還缺乏科學的研究，又因遼之契丹文難考，保留的遼代科舉資料又甚貧乏，作者菌也只查到這麼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給大家說一下，至於具體如何的話，還是期待有更多的發現吧。
與此同時還有金代，畢竟宋遼金三個國家嘛，同一時期，算是相輔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確，金代的科舉制度是在總結了遼代的科舉制度的經驗教訓後建立的。
“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說，遼代雖然沿用唐朝科舉制度而行科舉，但進士出身被任命爲官的，也只不過十分之二三，科舉只不過是個擺設。
就是說金代科舉雖採唐宋之制但能揚長避短，對進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嚴密。
金在開國之初，考試分詞賦進士、經義進士兩類。
詞賦進士考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考經義、策論各一道。
錄取名額不定，考試亦不定期。
到天會五年，金軍佔領河北、河東之後，官吏貧缺，急需補充。
金太宗便根據遼、宋舊制的不同，下詔對南北士人各以其素習之業取士，號稱“南北選”。
至天眷元年五月，熙宗亦下詔，命南北選各一詞賦、經義兩科進士。
天德二年將南北選合而爲一，並取消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
到世宗完顏雍時，科舉考試得以進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時務策，海陵王時科舉不考時務策，“士人不以策論爲意”，影響了人才質量，爲此世宗提出“並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故官員缺額較少，後罷掉南北選，每科取士不過六七十人，官吏缺員嚴重，有鑑於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採者取之，毋限於數。”
自此後，第科取士名額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取士達56人，承安二年，高達925人。
三是增設女直進士科，即策論進士，這是專爲女真人設立的考試科目，該科設於大定十一年初只試策，每場一題，用女真大字，後又增試詩或論，用女直小字。
可以說恆古以來，採用少數民族文字進行科舉考試，這在我國曆史上算是一大創舉。
而本科設立後，首次考試在大定十三年舉行，共錄取徒單鎰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爲女直字教授，充實和加強了女真族的師資隊伍，同時對女真族的文化開發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並且金代科舉制度考試分4級進行，即鄉試，府試、會試和殿試。
鄉試的名稱始於金，當時把縣試當鄉試，縣令爲試官，及格者才能應府試。
府試原爲六處舉行，後增至十處。
府試合格者才能參加在首都舉行的考試，即會試。
泰和二年定製度，會試策論3人取一人，詞賦經義5人取一人。
會試中選才得應舉殿試，而金代初年無殿試，從天德二年開始增設殿試科，除進士諸科外，還有律科、經童科、制舉、武舉等科目。
進士及第後，都要從基層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時還特規定，地方府一級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從進士出身的小官中選用。
至於中高級官員京主要從進士出身的低級官吏中選拔。
如此積數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漢族士人通過科舉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員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輔者接踵”，從而改變了創業階段主要由無文化的軍人掌權的局面，對促進金朝政局穩定、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